今年是我国首次报告发现艾滋病30周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在近日召开的“2015年艾滋病学术大会”上透露，近年来我国年轻男性感染率上升，现有的防治技术策略、手段和能力尚不能满足需求，防治工作中仍然有许多难题需要科学研究予以破解。

上海市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秘书长庄鸣华也告诉记者，上海疾控系统从事艾滋病防控的人员仅100多人，难以应对来势凶猛的艾滋病疫情。与此同时，多项国际合作的艾滋病防控专项基金2013年到期，上海与全国一样面临着“断粮”的困境。如何可持续地推动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上海于去年底开始积极探索防艾新模式--设立艾滋病防治孵化基地，引入社会小组共同开展防艾工作，成功实现了防艾工作走出疾控的新模式。

检测点成为防艾新模式

庄鸣华说，伴随着对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实施，2004年，上海市疾控中心在中山西路开设了沪上第一家艾滋病VCT检测门诊，V、C、T三个字母分别是自愿、咨询、检测的首字母。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当时一周只有10来个人接受检测，没多久便关门了。

2005年艾滋病日当天，上海疾控中心租下蒙自路268号建立“艾滋病小屋”，设立了当时市中心的唯一一个检测点。问题是，检测人群虽然渐渐多了起来，但最终被确诊的感染者却依然处于“失联”状态，无法实现对感染者进行有效的随访。仔细分析后发现，感染者流失的原因，竟然是不知所措、无法面对！于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尝试着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

在庄鸣华和他的同事们看来，“动员和促进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实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的'2030年终止艾滋病流行'目标的一项重要措施。”

去年底开始，市疾控中心在蒙自路268号设立“社会小组参与上海艾滋病防治孵化基地”，引入2家社会小组--以往防艾社会小组工作普遍面临资金问题，其中包括场地租金以及生活开销、人力成本支出等，而在这里，政府可以免费给他们提供场所、水电煤等基本生活保障。走进蒙自路268号，上楼便是检测点，一旦检测为“阳性”，检测者便由志愿者引入咨询室，与社会小组成员面对面，接受心理疏导、健康评估、治疗流程、法律咨询等相关服务。

“同伴教育”提升检测率

张华（化名）是一名男同，去年起，他发现身边的6个伙伴中有5人先后被检测出HIV阳性，深陷困境的他通过朋友圈知道了这个检测点的存在。从小在国外生长的张华感慨上海的艾防工作已经如此深入--在蒙自路268号，仅仅用了20分钟时间，他便检测出了HIV阴性，而一般的医疗机构需要花费3－5天时间。

庄鸣华介绍说，目前在这里孵化的两家社会小组，一家是上海心生，一家是美丽人生，前者更加注重发现与劝导检测，而后者则提供心理支持、治疗教育、社区关怀及随访关怀工作。

谈及为何会创立这样的社会小组，小组负责人说得最多的字眼是：“感同身受”。周易，美丽人生的负责人，2004年被确诊为HIV阳性，2009年进入抗病毒治疗，期间于2006年3月创办“美丽人生”互助会。

周易说，他把帮助艾滋病患者重拾生活的信心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而在工作中他也慢慢重拾了自信。“在艾滋病患者的圈子里，彼此称为同伴，同伴关怀和'同伴教育'对艾滋病患者最有说服力。”周易坦言，如所有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的人一样，那一刻是无助甚至于是绝望的，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母、妻子或身边的朋友，往往会选择沉默。但他十分清楚，沉默不仅会使身边的人存在被感染的风险，同时会让自己无法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

“从某种意义上说，控制传染源不但可以延长自己的生命，对社会也影响巨大。”周易说，他时常接受感染者的委托去告知病毒感染者身边的人主动接受检测，同时通过同伴告诉他们何时开始治疗、会出现什么药物不良反应等情况，正是这点点滴滴常人眼中的琐事，让感染者从最初的紧张、慌乱、崩溃，逐步进入到一个慢性病长期管理之中。

以发现与动员检测为服务内容的上海心生，其发展同样离不开“同伴教育”的理念。负责人刘光（化名）是一名男男同性者，他的小组中有4名全职、6名兼职人员。小组成员除了通过网站发帖宣传，还会去一些男同较多的浴室、酒吧发放宣传单，并通过“同伴教育”协同劝导、鼓励高危人群前来检测。

尽管防艾工作开展很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同伴教育”带来的效应非常明显。仅仅通过1年多时间，在这两个社会小组的共同参与下，去年仅男男同性人员就动员检测近8000人，今年保守估计将达到12000人，相当于60%以上因男男同性感染艾滋病的人群在这里被发现、被干预。

眼下，“怕感染艾滋病毒，就去蒙自路268号”，已成为男男同性圈的共识。

上周三下午记者在蒙自路孵化基地采访时，第一个小时内，就有3人艾滋病病毒检测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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