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有媒体爆出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种杂志中的9篇论文，这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作为拥有包括《柳叶刀》、《细胞》等知名学术期刊的出版巨头，爱思唯尔这一举动，再次刺痛中国科技界敏感的神经。

在此之前，中国学术界已经经受了两次撤稿风波，一次是在8月份，同样是全球学术期刊出版巨头级别的斯普林格，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文章全部出自中国作者。

另一次则是今年3月份，英国BMC出版社撤回43篇论文，其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

9月16日，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公开痛斥：今年以来发生的撤稿事件，在国际学术界，给我国学术界的声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再次表明我国学术界仍然面临着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的严峻挑战。

中国学者的论文真的如此不受待见吗?爱思唯尔期刊出版全球总裁Philippe Terheggen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撤稿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从全球范围来看，撤稿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论文发表数量的增长速度。从1975年至2015年爱思唯尔的论文数据统计来看，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增加了4%，而每年撤稿的论文数量增长率低于发表论文增长率。Philippe说，在全球已发表的文章中，少于0.02%的文章被撤稿。

中国既不是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样也不是撤稿数量最多的国家。Philippe向记者列举了一份出自《美国科学院院报》的数据，这份统计于2012年的数据显示，在一个关于“论文欺诈或疑似欺诈”的统计中，美国、德国、日本排名前三，占总数的70%，而中国排在第四位。

Philippe告诉记者，美国、德国、日本都是论文发表的大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即发表文章最多的国家，撤稿也最多。这也意味着，一旦中国论文的绝对数量在持续上升，其被撤稿的数量也将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加。

撤稿理由有主观和客观之分，Philippe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全球被撤稿的文章中有28%是由于非主观的研究错误，但余下的72%的文章，则都涉嫌含有主观性错误。

他说，全球科研界面临的出版伦理问题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涉及第三方会议组织者等不良中介的学术不端行为;二是作者个人的剽窃与伪造;三是涉及作者、编辑、审稿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第四则是身份造假，比如假冒审稿人。

这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第二种问题——剽窃约占被查出违反出版伦理事件的70%。Philippe说，这也是最容易查出的问题，比如德国首位女性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1990年写的学位论文，尽管相隔20多年，依旧在2015年被查出有剽窃之嫌。Philippe说，尽管第四种即假冒审稿人的问题占比较小，但其恶劣性质，可能是整个学术界最为严重的。

遗憾的是，2015年发生在中国学术界的三次撤稿风波，不同的国际期刊方面给出的撤稿理由，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同行评价涉嫌造假”的说法。这些被撤稿的对象并非“非主观的研究错误”，更多的是犯下了主观的人为造假，而这些主观错误，又都和假冒审稿人相关。

Philippe告诉记者，爱思唯尔第一次发现同行评议受人为操作是在几年前。当时，他们的一位编辑发现了作者推荐的审稿人邮箱有些蹊跷：一般来说，审稿人惯常使用的邮箱，是学校或研究院所的机构邮箱，而且邮箱的地址多是名字或缩写，但这个作者提供的审稿人邮箱是“一串数字”的Gmail邮箱。后来，他们调查发现，作者提供的审稿人邮箱IP地址，竟和作者自己的IP地址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可能提供了假的审稿信息”。

后来，Philippe发现，这样的手段屡见不鲜，即审稿人的名字、单位都是对的，有一定的学术威望，也符合审稿的相关性要求，但就是审稿邮箱不对。不少学术造假者，就利用这样的手段，试图蒙混过关。

这也是为何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内部反复重申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其中一条就包括不提供虚假同行审稿人的信息。韩启德也曾表示，今后若再发生类似问题，所在单位都要坚决处理，发现一起，查办一起，对学术不端行为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效应。

为应对这种“作案手段”，爱思唯尔从2012年开始提升了其安全级别和编辑系统。Philippe告诉记者，该出版集团开始向编辑提供Scopus权限，对作者推荐的同行评审人邮箱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并开发作者推荐同行评审人邮箱验证系统，将于2016年年初完成。

他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尽管中国学术界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从他作为一个医学科学家的同行身份来看，中国论文质量在崛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说，在爱思唯尔发表的论文中，来自中国的论文占了14%，而30%的引用量是中国论文贡献的，“这说明中国的论文质量是比较高的，甚至高于我们刊发的论文的平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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