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打破应试教育魔咒，创新将无从谈起；但一旦打破看得见的“分数”标准，又无力确保社会公平
教育不但被考试所绑架，同时也被学历所绑架。教育过程被异化为一级一级获取学历证书的过程
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已陷入各种“数字化泥沼”而难以自拔，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
在美国访学期间，我根据大量观察、访谈和体会，写了一些关于中美教育比较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中的观点，赞同者有之，批评之声亦不少。最严厉的批评是，我的比较不全面不客观，只看到了美国教育的好和中国教育的不好，却没有看到美国教育的不好和中国教育的好，总之是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有崇洋媚外思想之嫌，等等。
我承认我的比较是不全面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要对中美教育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但我的分析是客观的，所有案例皆来自第一手的资料，分析过程也尽可能不掺杂个人立场和主观评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并不在于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从理论层面分析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异同——这样的工作教育学家已经做得相当精深了。
稍稍学过一点辩证法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无缺和一无是处两种极端状态。如果把完美无缺视为1而一无是处视为0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状态处于二者之间，区别只在于是靠近1多一点还是靠近0多一点。
简单比较中美教育优劣无助于推动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
美国教育当然有非常不好的地方。例如，许多公立学校的教育就是一塌糊涂，不但比中国教育差得多，也比不上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再比如，贫富悬殊仍是美国教育的一大痼疾。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来自美国最富学校的学生在阅读能力方面可以名列前茅，但来自美国最穷学校的学生阅读能力则排在第33位，仅比排在最后的墨西哥学生稍强。然而，恐怕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最差学生的情况就否认美国最好学生在全球人才竞争中所显示出的巨大优势。
中国教育当然有非常好的方面。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单就和美国教育相比，2000年至2008年，中国拥有114万名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而美国仅为49.6万人。目前，中国每年约有400万年轻人入学接受2～4年的与工程有关的教育项目，这一数字是美国的10倍。根据美国有关研究机构的估计，至2030年，中国将有2亿名高等教育毕业生，这一数字比美国全国劳动力的总和还要多。
然而，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教育超越美国的结论，恐怕也难以令人信服。毕竟在现实中我们还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在吸引留学生方面，我们的确还无法和美国相抗衡。
事实上，“辩证”地去分析中美教育的好和不好，除了得出一些中美教育各有特点各有千秋之类的不需要证明的结论之外，既不能增加我们对于教育问题的知识和智慧，也无助于推动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
我写这些文章的真正用意，恰恰在于，通过这些有意识的不全面的比较，以美国教育中优秀的方面为一面镜子，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审视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我对美国教育中有哪些不好的方面并不感兴趣，因为中国教育不需要去学习那些不好的方面，除非是引以为戒；但我对美国教育中究竟有哪些好的方面却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些优秀之处，也许恰恰是目前中国教育所缺乏因而亟须加以改进的方面。因为不够完美，所以要更加努力。比较是为了实现自身更好的进步。至于我们自己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但已经引起美国人的高度重视，甚至还引发了他们的深深忧虑，自然毋需我们再去强调。
当代中国教育似乎在满足社会创新要求上力不从心
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也许是教育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未来劳动力创新能力的内在要求，教育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正在减弱。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令人担忧的下滑趋势，固然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导致的投资动力不足。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教育技术越来越发达，但大量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并没有表现出企业所预期的创新能力，市场对他（她）们的评价——工资——甚至低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工，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人们对教育的信心和信任。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上的深刻变化。将来有一天——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中国的人口供养比例终会发生逆转，这不仅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资源占有和资源使用的失衡矛盾将更加突出。如果不能通过持续有效的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结构上的根本性调整，中国目前所拥有的全球竞争力将会迅速被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取代。这几乎是一条清晰可见的轨迹。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只要教育能够长期保持对社会劳动力之创新能力的支持，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被大量涌现的创新人才及其创新成果所抵消，社会总福利就依然处于盈余状态。反之，如果教育无法有效提供对社会劳动力之创新能力的支持，新增的创新人才及其创新成果所带来的正效应就无力弥补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负效应，社会总福利就会持续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很难实现逆转。令人忧虑的是，当代中国教育似乎已经无力满足社会的创新要求，承担这样的创新使命。
大学变成为完成各种生产指标而成立的车间
首先，大一统的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正在迫使中国所有的基础教育机构和家庭不得不将学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如何通过大规模重复性训练和技巧在考试中尽可能地获得更高分数上，这个“低水平陷阱”正在慢慢侵蚀和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熟练、细心、中规中矩等素质对于成绩提高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创新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创新性思维也许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尽管不少人认为高考竞争也有磨砺考生意志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其对学生创造力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也许是意识到这一潜在的风险，政府正在试图推行以“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为主要特征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然而在现实中，出于对公平性的忧虑以及不时出现的招生腐败——更做实了前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公众对于改革的信心：设计再完美的改革方案都因信任问题而遭致怀疑，人们不相信它们在现实中能够“不走样”地被执行。
这使得中国教育改革处于极为艰难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不打破“应试教育”的魔咒，创新将无从谈起；但一旦打破看的见的“分数”标准，又无力确保社会公平。这正是近年来教育改革措施越来越多，但公众的满意度越来越低的原因所在：当你试图通过某一措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时，反而会引发另一方面的更多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在这方面，美国大学招生考试中一系列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安排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其次，由于缺乏有效的甄别和评估优秀人才的办法和途径，以及迫于越来越大的公平性压力，国有机构在招募新员工时也渐渐采用考试——特别是笔试——方式，导致整个社会不得不走上单一性的高学历教育路径。教育不但被考试所绑架，同时也被学历所绑架。教育过程被异化为一级一级获取学历证书的过程。形式变成了内容，手段变成了目的。一方面，过长的在校读书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压缩了人们在社会上工作从而奉献于社会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本来不适合于接受长期书本教育的学生成为少数人的“陪读”，由此形成的社会评价机制进一步压制了这部分人的创造力和本来价值。中国教育体系正在呈现出危险的单向的固化趋势。在这方面，美国教育中的多样化、富于弹性和适应性的特征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第三，与中国社会目前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崇拜”相适应，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业已陷入各种各样的“数字化泥沼”而难以自拔，因此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出于对资源竞争的需要，大学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实现一个个“数字化成就”：生源质量以高考分数为评价指标，科研水平以科研成果获奖数量为评价指标；教师水平以发表论文数量（近期加入了质量）为评价指标；校友成就以官员级别、富豪数量和科学家人数为评价指标，等等。
大学变成了一个个为完成各种各样的生产指标而成立的车间。这种“涸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严重抑制了大学自身的创新机能，也间接影响到创新人才的培养。由于无法通过数字化指标进行评估，大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本科教学——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不仅导致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而且削弱了企业开展自主研发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顶尖大学从容不迫的心态、自由宽松的氛围以及对本科教学扎实有效的重视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知耻而后勇。承认自己的不足，正视自己的问题，积极努力地加以改进，这并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一切民族、国家、机构乃至个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自以为做得已经不错了的心态，除了闹出“夜郎自大”的笑话之外，还往往延误了实现发展和进步的有利时机。和中国相比，美国教育中差的地方是真差，比我们差太多了；但好的地方是真好，又比我们好太多了。事实上，倒是美国人自己，反而成天对教育问题忧心忡忡，经常反思美国教育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这种忧患意识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在向美国教育学习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加以创造性转化，这一点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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