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宣勇——

促进大学校长管理更加专业化（前沿访谈）

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大学校长是连接大学内、外部治理的节点。政府能否善治大学要看校长管理制度是否科学、完善，大学内部能否实现善治要看校长如何负责。

就促进大学校长管理的专业化水平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教授宣勇。宣勇还担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的首席专家。

记者：提高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水平需要大学校长、政府两个主体的共同作用，两个主体各自应该怎样促进其专业化？

宣勇：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课题组，通过对211工程大学书记和校长的问卷调查、网络信息跟踪分析和深度访谈，对美国教育委员会（ACE）发布的《美国大学校长（2012）》研究报告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国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

提高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水平需要两个主体的共同作用。第一个主体就是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对大学的管理必须专业化，“专心的事业、专长的从业、专门的职业”是其专业化三个“专”的维度。第二个主体是政府，要求政府对大学校长的管理也要专业化，必须提供一种职业化的制度安排，让大学校长有“负责的动力、负责的权力、负责的能力”三个“力”的维度。

调查显示，现任大学校长中有87%继续从事原学术研究工作，从事原学术研究工作所占精力占1/4以上的有51.3%， 91.6%的大学校长拥有学术兼职，平均学术兼职6.05项。只有12.5%的人表示愿意放弃原学术工作，担任职业化的校长。调查数据表明， 63%的大学校长理工科出身，管理学背景的校长占10.9%，教育学背景的校长仅占4.3%。与美国比较，美国大学校长中，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背景的达37%，理工科背景占18.5%。

记者：您认为大学校长的遴选标准及机制如何改进？

宣勇：从政府提供的专业化制度供给看，调查显示，54.5%的校长认为担任大学校长这一职务不是其职业理想，如果自由竞聘，70.6%会继续担任该校校长，29.4%则表示不会做了。研究表明，要改进校长负责的动力，变要我干为我要干，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开遴选制度，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遴选标准。

调查表明，校长们更加认同由学校负责专门成立的遴选委员会，57.1%的校长认为“全球公开竞聘”方式产生校长最好，但38.5%则表示不会报名参加公开遴选。选择“校内民主直选”的比例为21.9%。

记者：从收入和职权角度看，怎样才能更好地调动校长的职业积极性？

宣勇：研究显示，要培育职业化的大学校长，需要提高大学校长的收入，实行大学校长的年薪制。调查发现，中国211工程大学校长实际年收入平均17.34万元，15万元以下的占47.4%。对于收入，54.8%的校长表示不满意，希望合理的年薪。

校长负责的关键问题是怎样落实贯彻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尽管中央有关文件明确了党委的10项工作职责、校长的10项工作任务，但在办学实践中，仍有许多工作内容重叠、相互交错或难以界定。

调查表明，大学校长认为自己最应扮演的角色是教育家的占87.2%，但认为现实中实际扮演教育家的仅有38.3%，大学党委书记认为校长最应扮演的角色是教育家的占85.7%，但认为现实中实际扮演教育家的仅有30%。通过对校长和书记相互评价各自扮演角色情况的分析，我们还发现几个问题：一是书记与校长的自我期待与对方期待有差距；二是角色自我认知的理想与现实差距比较大；三是校长自我评价都高于他人评价；四是书记校长现实角色的同化；五是在角色行为上，出现了党委决策与校长执行的一体化现象。

记者：通过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比较，有什么可以互鉴之处？

宣勇：研究发现，美国大学校长的角色演变先后经历了牧师主导型校长、学者领导型校长、专家管理型校长到目前的职业经理型校长。建议我国通过制度设计强化校长的职业经理的角色意识，强化执行的权责，以实现书记、校长角色的差异化定位，以及政治家、教育家的角色定位的评价与测量。

从治理的视角看中美大学校长能力要求的差异，发现美国更多需要大学校长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商能力，中国更关注的是内部的管理。调查显示，中国大学校长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领导工作是战略规划、人才引进与培养、学科专业建设；而美国大学校长们把预算/财务管理、筹集资金、社区关系、战略规划排在时间分配的前四位。

调查还显示，211工程大学校长认为他们的能力素养主要得益于多岗位锻炼、边干边学、个人体悟、看书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前任的言传身教，而政府的专门培训获得认可的比例相当低，只有15.2%。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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