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1995年10月8日，钱学森终于辗转踏上故土时感叹万千：“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为纪念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同志归国60周年，昨天（10月15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承办的“爱国情报国志强国梦——纪念钱学森归国60周年座谈会”暨“钱学森与当代中国科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纪念和回顾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对中国国防科技、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学习和传承他的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
60年前难忘拳拳归国赤子情
1955年，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戈达德讲席教授和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钱学森，突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事业，他始终把个人的事业选择与国家强盛紧紧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国防科研事业中。他以过人的智慧和非凡的魄力担负起中国导弹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重任，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建立了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使新中国赢得了大国的战略地位，也逐步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航天大国。
1955年11月，钱学森在归国后的第二个月就着手筹建中科院力学所，并开始培养科技人才。1956年2月，他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发展我国火箭、导弹、卫星科技。为1956—1967年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担任综合总体组长，主持起草国家长期科技发展报告。1956年10月组建我国导弹、火箭、卫星研究院。他亲自编写教材，从培养青年学生做起。短短三年，我国第一枚火箭升空。1964年6月，地地导弹成功试验。1965年1月，他主持制定《火箭技术八年（1965—1972）发展规划》。1966年10月，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8年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飞天。1971年后，应用、气象、通信和定点卫星接连飞天。20世纪80年代洲际导弹、核潜艇、水下导弹发射、返回式卫星相继成功，使中国在这方面很快赶上美苏先进科技国家。钱学森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无可估量的卓越贡献，先后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荣誉。
1987年钱学森在访问英国时，曾这样向当地的中国留学生解释自己选择归国的原因：“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国，道理其实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了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艰难中，探索追求，永不放弃。”
60年前，正是胸中那满腔的民族复兴理想和赤诚爱国情怀，给予了钱学森无穷的动力，让他回到祖国，并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60年后的今天，这种精神也依然激励和鼓舞着后来人，为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而奋进。
60年后思想遗产深刻影响中国
钱学森一生追求真理，开拓进取，笃学不倦，为中国及世界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他不仅让中国的火箭、导弹、卫星上天，更提出现代科学新体系；他创建了系统科学，提出系统科学思想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成为当代人类认识复杂世界的新工具，晚年的他更在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术领域不懈探索耕耘，提出的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时至今日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科技、社会和经济发展。15日下午，各界专家们在“钱学森与当代中国科技”研讨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研究感悟，畅谈钱学森同志归国后的历史贡献和深远影响。
归国首建管理科学研究机构成为中国系统工程开创者
有学者指出，作为中国引入西方管理科学方法的先行者，钱学森创建了我国早期管理科学研究机构。1954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在美国出版，第一次提出在工程设计和实验中能够直接应用的关于受控工程系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5年9月，钱学森在回国的轮船上结识了许国志先生，他们在讨论新兴学科运筹学的时候，认识到运筹学在组织管理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随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室。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他探索并建立了组织管理现代大规模科学试验的航天系统工程；从7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等一系列最新的现代管理科学方法。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过长期的实践和酝酿，钱学森提出了系统工程和系统管理思想，他把系统工程与运筹学、控制论与管理科学等统一了起来，认为这都是组织管理的技术，并将其统一命名为系统工程，成为中国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开创者。多年来，系统工程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管理中大有作为、成绩斐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钱老系统工程理论指导下，我国的系统工程专家在人口系统研究、农业系统工程、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研究、中国能源与水资源问题研究、人才和教育规划、区域发展战略、军事系统工程、政策系统分析等领域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开展实践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沙草”理论发展中国西部“绿色经济”
1984年钱学森就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结合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推动社会变革的科技发展规律指出，21世纪将出现以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为主要特征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知识密集型产业，就是把所有的科学技术都用在生产上，靠高度的科学技术的生产。钱老将其界定为农、林、草、海、沙五业。
有专家在会上系统总结了钱老沙产业草产业理论对于我国西部开发所带来的福音。三十年来，中国西部沙区人民在钱老沙产业、草产业理论的指导下，走过了漫漫征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建了“绿化、转化、产业化”“三化互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效统一”的沙产业、草产业体系。变沙为宝，变害为利，变失为得，不但使沙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且使西部的生态得以恢复。中国西部沙产业、草产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用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钱老理论的正确性、科学性。
2008年，仅内蒙古的沙产业、草产业总产值就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甘肃、宁夏以钱老沙产业、草产业理论为指导，开创了“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技术路线，并于2010年5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纳入2010年绿色经济报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世界社会形态”论预言世界发展基本模型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钱学森创造性的提出了“世界社会形态”论，认为当今世界虽以和平、发展为主流，但世界的科技竞争、智力竞争、人才竞争以及能源危机日益尖锐、复杂；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现在和今后的市场经济是世界市场经济”，而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则必然要求“世界社会形态”的出现。有研究者在会上表示，钱学森同志的这些理论思维创新、战略思维创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新发展必将引起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从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潜在理论力量。
和钱学森在我国航天事业的成就相比，他的这些学术成就丝毫不显逊色，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归国典范
60年前，钱学森在离开美国时曾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郑重许下的承诺，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建国之初，正是在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先后回到祖国怀抱，参与到各个时期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建设，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中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效力的突出典范，钱学森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以满腔热忱毅然回国，以他一生的奋斗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并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60年后的今天，伟大的祖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在国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正如教育部思政司副司长张文斌在当天上午的纪念座谈会中讲话中所提出的，希望钱老的感人事迹和光辉成就能够感召中国广大的高层次人才和海归人才也能够以他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奋勇拼搏、勇往直前；坚持勇攀高峰的锐气，努力创造出一流业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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