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历史教授发表公开信，要和一位新招收的硕士生“断绝师生关系”，起因是这位学生在朋友圈里对几位史学界教授出言不逊，用“垃圾”形容这些学者的学识、人品及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这位教授初次看到此等言论时，提醒学生为人治学要谦虚，但不久后学生又发布了类似言论，教授一怒之下，认为“孺子不可教”，便发出了这封公开信。现在当事学生已经致歉。

断绝师生乃至父子关系这样的事件古今中外都有之，周作人、章太炎、陈寅恪这些现代著名学者都上演过逐人出师门或是被逐出师门的桥段。但并非所有此类事件都是同质无争议的，一些事件成为美言流传，一些事件则“水很深”，令人不明就里。

应看到，当下师生关系愈趋复杂。此次是人大教授与学生在朋友圈大战，几个月前则是中南大学一位研究生不惜以跳楼抗议导师的不公对待，留下长篇遗书，痛斥导师。导师制度下，导师和学生的人身关系更为紧密，但矛盾也频频出现。传统中国，师生关系的纯洁和亲密程度，是仅次于父母子女的亲情关系，相比之下，如今种种扭曲的师生关系令人感慨万分。

作为一名刚入大学任教不久的新老师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资深学生”，我从情理上认可人大教授断绝学生关系的做法（但是以公开信方式处理此事未必妥当）。许多人引用“教不严师之惰”或是“有教无类”指摘人大教授的做法，这是没有看清硕士阶段学生和导师的关系实质。硕士生已经是成年人，不再是弱冠小儿，导师的身份更多的是学生的学术“领路人”，对于学风和人品这些在硕士前阶段，甚至是大学前就应该养成的品行，硕士导师并没有在教导上为之负责的责任。

其实，大学就应该是一个“较真”的地方，网络上可以接受的论争，社会上后果未必严重的偏差行为，在大学里则应该警惕和拒斥。导师对学生在这方面的严格要求，是“较真”的一部分。实际上，对学生的品行“较真”，正体现了大学对坚硬品质的坚守。

需要注意的是，在师生关系中，导师明显处于强势位置，惩罚学生易如反掌，但相反则不然。因此假如这位人大教授平日里用相同的标准对待自己的同事和下属，既无法忍受学生的不当言论，也无法忍受同事和下属的学术伦理瑕疵，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行为是一以贯之的，是正道直行的。但假如他仅仅是因为害怕得罪学术同行，拿个弱势学生下手，那么这个行为的伦理内涵便值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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