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间特殊的教室：没有讲台，除了一个移动的小黑板，几根粉笔，几乎找不出任何多余的教具。

8岁的浩浩（化名）是教室里唯一的学生，他赤着脚，把鞋踩在脚下，两腿频繁地变换着姿势。他不停地晃动课桌，圆珠笔、尺子噼里啪啦地散落在地上。因为有时会撕扯纸张，他的新课本已经变得皱巴，作业本也残缺不全。

浩浩的父亲刘军（化名）坐在儿子的身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紧皱的眉头一刻都未曾舒展过。他用力地摁下想要起身的浩浩，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

这是刘军陪读的第3个年头，在此之前，浩浩一直随大班上课。因为浩浩的“好动”，从入学第一天起，刘军便时刻陪在浩浩身边，“哪怕是上厕所也要跟着”，生怕与别人发生冲突。

课堂上，刘军要保证浩浩乱叫时能及时捂住他的嘴巴，乱动时摁住他的双手，测试时他会默默地把浩浩带到操场，让他独自在乒乓球台上做题。这位父亲为了让儿子留在这个集体，“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

即便如此，今年8月底，班里20多位学生家长还是联名要求学校把浩浩赶出教室，“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不顾其他孩子的学习”。

这不是浩浩第一次受到排斥，早在2013年入学前，家长们就曾组织起来，堵住学校大门，阻止浩浩和刘军进入校园。

虽然学校最终顶住了压力让浩浩随班就读，但家长们的抗议却从未停止。

“最频繁时一些家长代表一个星期来学校三次。”武汉市积玉桥学校的校长祝正洲说，“为了浩浩的事，他们甚至到教育局、区委上访。”

巨大的压力也涌向了刘军，这个43岁的男人已经有些驼背，浮肿的眼泡让他看起来十分疲惫。

两年间，这个身高1.77米的汉子和31个喜欢摇头晃脑朗读课文的小学生一起上课、生活，成为班里最不和谐的一员。有时学校组织家长观课，他甚至不敢对视窗户外的几十双眼睛，“家长那种眼神，恨不得把我杀死”。

有时刘军在课堂上小声教训违反纪律的儿子，也会得到老师“客气”地提醒：“请你们二位注意点，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这让曾在老家做过中专教师的刘军感到尴尬、羞辱，但两年的陪读，他学会的最大法则就是沉默。

“不讨厌我们，不赶我们出去就很好了”，刘军使劲用手指压住眼睛，再用力抹去还未流出的泪水，露出泛红的眼眶说。

到了关键的三年级，家长们决定不再让步。经过数日的拉锯谈判，学校提出的折中方案最终被接受：浩浩的语、数、外三科在另外开设的教室里单独教学，其他课程仍跟随大班上课。

新学期伊始，尽管哭闹着不愿离开他的三（3）班，浩浩最终还是来到了这间只有他一个学生的教室。

新教室原本是位于教学楼四楼角落里的心理辅导室，浩浩上课的地方是里屋的游戏室。与挂满同学们的绘画、书法、值日表和奖状的大教室不同，浩浩的教室显得有些单调，天蓝色的墙壁干净得几乎空无一物，门口摆放着一个游戏沙盘，角落里一张鲜红色的沙发格外显眼。

学校为浩浩重新制定了课表，单独安排了三位老师，副校长李海强甚至为他设计了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聊天式教学。

可无论老师用何种方式引入话题，都影响不了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浩浩。老师站在一块简易的黑板前，每讲一句都要呼喊几次他的名字，他会低着头自顾摆弄钢笔，也会突然起身跑到墙角坐到沙发里，或者到游戏沙盘旁摆弄玩具。他有时也会拿出自己的课外书——《食物营养与配餐》，仔细研读起来，这是唯一能让他安静下来的事情。

老师不停地变换着脸上的表情，一会儿细声哄劝，一会厉声警告，好不容易把浩浩的注意力拉回了课本上。

可课文读到一半，他又忽然大喊：“我要回三（3）班，否则就退学。”

在浩浩的呼喊声、老师的讲课声、桌椅的碰撞声和爸爸的呵斥声中，45分钟的课程变得漫长起来。

“就像喂一个不愿吃饭的小孩，很累，但现在还能承受。”老师坦言，不知自己能坚持多久。

下课铃终于响起，整座校园都沸腾了，外面走廊里传来同学追逐打闹的声音。一些好奇的孩子会闯进浩浩的教室，这时躺在沙发上的浩浩会突然起身，盯着闯入的孩子向前挪动脚步。不等浩浩接近，这些孩子就会转身跑开，离开这个不属于他们的“禁地”。

浩浩的单独教室离三（3）班只有大约50步的距离，但他与同学们的精神世界正拉开得越来越远。

一名同学说自己并不讨厌浩浩，只是“爸爸妈妈说他有病不治，不让我跟他玩”。

当被问起谁是浩浩最好的朋友时，有同学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没有朋友。”

几个曾经跟浩浩说过几句话的“最好的朋友”，也忽然在某一天后不再理睬他。

不知什么时候，讲台上的座次表上，浩浩的名字被人抠掉，留下一个显眼的窟窿。

但在刘军眼里，两年的大班生活已经让浩浩改变了很多。

“一年级时他还经常大喊大叫，二年级时他已经学会了遵守一些规则，基本不会影响其他孩子上课了。”

只是这些都不能阻止那道他与“正常孩子”间越筑越高的围墙。

因为在早期回答问题时大声喊叫，后来就算按顺序回答问题时，任凭他高举双手，浩浩也会被自动跳过。

直到有一天，他告诉爸爸：“我被拒绝太多次了，以后再也不举手。”

曾经有一位比较照顾浩浩的体育老师，浩浩课上课下都会拉着他的手，一步不离。有一次体育老师刚走进教室，浩浩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黄老师，我爱你！”从未流露过感情的浩浩终于有了感知爱、表达爱的能力，这让刘军感到无比欣喜。

可教室里另外一名老师却轻蔑地笑了笑反问道：“他还会说我爱你？”

“这两年我和浩浩经历了太多无奈，但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多。”刘军低着头说。

幸运的是，这些疏离和拒绝都未影响到浩浩的成绩。他小学一年级便能熟读六年级的语文课文，即使在艰难的单班教学中，浩浩的数学课进度也已经领先了普通班级两个单元。

他对知识的理解似乎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他喜欢看法律类的图书，有时刘军打他，他就会把《刑法》里“故意伤害罪”的内容背出来，指责爸爸打人犯法。

这让从教20多年的李海强感到兴奋，他们想尽学校最大的能力来验证一个命题：像浩浩这样不存在学习能力问题的特殊的儿童，到底适不适合在普通小学接受教育？

一项可怕的数据萦绕在李海强的心头：近几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学龄期儿童多动症的出现率约为4.31%到5.83%，换句话说，我国目前大约有2000万的学龄期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多动症。

其实，积玉桥学校不远处就有一所专门接收特殊儿童的学校，只是那里的学生大多都有智力障碍，学校的教学也主要是培养他们基本的生活技能。

“我们不能让浩浩到这样的学校去学习怎么穿衣服、怎样系鞋带。”李海强笃定地认为浩浩不应该简单地被归类为“特殊儿童”，被普通小学教学教育抛弃，进入“特殊教育学校”。

一家当地媒体报道浩浩的经历后，一星期内就接到了十几个多动症儿童家长的求助电话，这些孩子有的直接被学校拒收，有的在入学数天后被学校要求强制休学。

在被高楼包围的积玉桥小学里，浩浩的教室成了整个武汉市，甚至全国不多的一小块试验田。

进入积玉桥学校之前，浩浩也曾被多所小学拒绝。校长祝正洲仍然清晰记得浩浩来报名时，刘军那句让他无法拒绝的话：“不要求浩浩学习成绩多好，只要他能正常地活下去。”

就这样，尽管浩浩的家不在积玉桥学校的学区，祝正洲还是接收了他。

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远，别的孩子都能三五搭伴步行上下学，刘军却每天骑着电动车载着浩浩，在一条狭窄的、拥挤的、充满鱼腥味的市场里走走停停。

浩浩的家在一间临街的破旧楼房里，白天即使关上窗户也能清晰地听到外面汽车的喇叭声和商户扩音器里的叫卖声。房子没有客厅，推开门便是妈妈的卧室，报纸和广告海报贴满了半个房间，但仍无法完全遮盖已经成片脱落的墙壁。里屋是浩浩和爸爸的房间——一张硬板木床、一张堆满杂物的书桌、一个已经关不上门的衣柜。一台40英寸的电视机，几乎是这个家庭最贵的家当。

刘军和妻子曾做过一些小生意，“虽然挣不了大钱，但维持三口之家没什么问题”。浩浩出生后，问题愈发明显：发音不清晰、不停地乱动、注意力不集中、眼神游移不定。

浩浩一岁半时，刘军夫妇开始带着他辗转在多个城市看病，购买的有关儿童自闭症、多动症的书籍已经塞满了柜子。

浩浩上学后，刘军转让了店面，开始24小时照顾浩浩，“就像他的影子一样”。

家和学校，这几乎是浩浩的全部世界。因为担心浩浩在外面惹事，刘军在门上加了一把锁，“一不留神他就往外跑”，浩浩一共跑出去过4次，其中一次甚至坐船过了长江，从武昌跑到了汉口。虽然每次他都能自己回家，但为了安全，刘军宁可把他与外界隔离。

看到爸爸拿出啤酒，浩浩闹着自己也要喝一瓶。或许是在外面压抑太久，失去耐心的刘军很快爆发，对着浩浩的屁股捶一拳，又马上把浩浩搂在怀里把他的眼泪擦干。

刘军偶尔也会拿一些开心的事安慰自己。幼儿园时，浩浩曾完整地表演过一场集体舞蹈，这场表演的录像，刘军和妻子经常拿出来观看。

二年级的一次班会中，别的同学都说自己要当工程师、医生，或者科学家，但浩浩却说自己的理想是“当大老板”。他告诉爸爸，自己有钱后，等爸爸妈妈老了，就能养他们了。

讲述这两件事时，刘军露出转瞬即逝的笑容。

虽然空间狭小，客人来了甚至只能坐在床上，但浩浩仍能在两个房间里来回穿梭。他一会儿在书桌上把白纸剪成竖条，一会儿又抄起一本厚厚的法律工具书，躺在床上读起来。

不一会儿，浩浩又从床上坐起来，写下一副歪歪斜斜的对联，贴在房间的门上：爆竹声声除旧岁，祝小刘升学快乐。

就在前一天，浩浩刚刚跟三（3）班的同学照了集体照。照相时他少有地盯着镜头，眼神没有游离，开心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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