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距离高考还有一天，甘肃会宁县第一中学的学生手系红色希望丝带为高考加油。
②实习即将结束时，刘艳霞被告知无法留用，开始寻找新工作的她陷入了迷茫。
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典礼上，中国留学生将面临毕业后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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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场影响亿万中国学生命运的考试，承载无数家庭和学子的逆袭梦想。
8月3日至8日，六集纪录片《高考》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迅速触发了人们关于高考的集体记忆，由高考开始却不止于高考，一场关于教育与现实的讨论在网络空间不断发酵。
而《高考》也成为电视荧屏对社会现实类纪录片的一种坚持与尝试。用没有解说词的和缓叙事，在浮躁喧嚣的电视生态中寻找生存的空间，释放思考的力量。
共鸣：触发高考的集体回忆
“理想在奋斗与激情中前进，人生在选择与困惑中成长，在欢笑中闪耀、在泪水中浮现的，是关于教育和现实的思考。”央视在推介中如是描述纪录片《高考》。
六集社会现实类纪录片《高考》截取深具代表性的社会横断面，运用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广泛记录，较为完整地呈现了2014年的高考记忆，并迅速触发人们关于高考的集体回忆，以及对中国教育进行重新审视。
“不管是激情教育还是填鸭教育，都是把孩子放在学校机器里压制，最后做出一个个‘流水线成品’，总之还是应试教育。北大附中泉源班这样的教育改革，似乎让人看到一丝希望。但最终会给孩子怎样的教育，出国？填鸭？素质？很难抉择。”网友“收藏今天”看完纪录片后，在微博里写下了自己的思考。
网友们兼具理性和感性的意见表达，让有关“高考”的讨论在网络空间不断发酵，这部纪录片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9分。
事实上，此前的很多纪录片导演都曾将镜头对准高考，《高三》、《中国门》便是其中知名度较高的作品。
“对于现实类纪录片而言，好的选题就像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需要有庞大的冰体作支撑。”纪录片《高考》的总导演、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史岩解释说，作为家长，自己能够深刻体会到人们对于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而教育问题聚焦到一个点就是高考。“高考本身兼具新闻性与话题性，它是大部分人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广泛共鸣”，史岩表示，这次用较大规模和篇幅记录高考，也是想对其中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集中呈现。
史岩告诉记者，纪录片《高考》的播出可以看做是央视纪录频道的一种尝试。他指出，在当下的电视荧屏，叙事宏大、画面精美、解说大气的媒体纪录片已经不乏精品，但是贴近基层生活、普通民众的现实类纪录片却相对弱势，而这种类型对于纪录片发展其实非常重要，“所以想要尝试看看真正现实题材的纪录片播出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聚焦：群体处境与个体抉择
安徽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每年有上万学生参加高考，三分之二是复读生，这里成为学生和家长最后的希望；
回乡参加高考还是留在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久牵公益机构的孩子们在困惑中寻找人生的可能性，而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随迁农民工子女必须面临的抉择；
甘肃会宁，中国教育名县、国家级贫困县，在这里，高考成为学生们走出大山，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留学大潮汹涌澎湃，很多学生选择放弃高考转战“洋高考”，然而从准备留学考试到真正走出国门，一个学生和家庭付出的精力并不亚于参加一场高考；
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一位曾执掌衡水中学12年的校长，一位在北大附中掀起锐意改革的校长，一位带领学生游学从不考试的实验者，面对高考，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各自的教育理念。
纪录片《高考》用六集的长度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辗转不同的地理坐标，充分展示了高考故事样本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在纪实影像中，特定群体的处境与个体抉择的差异让人生的多种可能性显得意味深长。
其中，纪录片的第三集《久牵的孩子们》就将随迁农民工子女作为故事的主角。中国有超过2.7亿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千万。在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每10个儿童中有4个是流动儿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难以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
十年前，武子璇、刘艳霞和林兰兰跟随父母来到上海，她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并成为久牵公益机构合唱队的成员；十年后，她们面临回乡参加高考还是留在上海读中专职校的抉择……
“从小我妈就带着我随处跑，所以该离开哪，该去哪儿，我都会觉得是很正常的。”扎着马尾的武子璇话并不多，神情乖巧而顺从。她在父母的劝说下回到老家重庆继续读书，将在2016年参加高考，她希望报考上海的大学。
“这城市很美啊，但更多就真的会……不是说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而是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就会无形中告诉我，我不属于这里。”在外滩温柔的夜色里，刘艳霞剖白着自己对上海的感受。中专毕业后，经历了找工作的曲折，她希望通过自学考试继续提升学历。
“我相信我的人生会更加精彩，选择会更多。最主要的更是一个认识自我的机会。”林兰兰最终被UWC(世界联合学院)录取，她计划从那毕业后申请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林兰兰的故事虽然仍是个例，但是却让人们看到了打工子弟真实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
思考：影像背后沉默的力量
在《高考》第四集《走出大山》的片尾，奶奶在村口目送孙女刘洋洋远行。镜头里，老人拄着拐杖的双手不住地颤抖，望着洋洋远去的身影，奶奶沟壑纵横的脸上神情复杂，最后，奶奶蹒跚的背影画面上显出两行字幕——“奶奶没能等到刘洋洋的假期，她病逝在洋洋离开后的第二个月”。广西师范大学的研一学生赵艺告诉记者，“看到这，眼泪刷就流下来了。两行短短的字幕，胜过千言万语。”
《高考》摒弃了中国式纪录片用解说词整合画面、讲述故事的表达方式，借助字幕语言和影像结构推进情节发展，而这种不依赖解说词、依靠影像驱动的方式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更纯粹的记录，成为当下社会现实类纪录片发展的重要方向。
“无解说的风格能够为观众理解和认知影像提供充足空间，弱化了编导对观众的主观引导。”史岩说，纪录片只负责客观地呈现影像、揭示问题，不同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会让观众做出自己的解读。
现实类纪录片在拍摄理念上大多遵循纪实美学原则，奉行“真实电影”式的原生态纪录，以跟拍、抓拍为主，影像获取手段单一，拍摄周期偏长，不可预见性较大。而在最终成片时，往往叙事起伏较小，观赏性趋于平淡。那么，在真人秀节目大行其道，人们习惯快速审美的当下，叙事缓慢，没有解说词，镜头质朴的现实类纪录片还会有受众市场吗？
“打开电视，大量快节奏、追求视觉冲击的浮躁影像出现在眼前，而我们想要尝试的是关注当下、关照人的内心，能够带给人们思考与感动的视觉影像。”史岩说，“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思考能力”，现实类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其具有复杂性和敏感性。
《高考》播出之后，有观众评价“这是一部适合一个人带上耳机，静静观看的作品”。而这样的回应与反馈也让史岩看到了网络环境下，现实类纪录片新的生存空间。史岩认为，过去大家通过电视收看纪录片的方式存在先天不足，纪录片的叙事节奏和家庭收视氛围都不利于观众进行独立思考。现在更多年轻人通过网络点击收看纪录片，能够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安静观看，在某种程度上更利于现实类纪录片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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