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来一次，我不会再选择高中出国。”如今在加拿大读大学的苏昱成这样谈起自己4年前的决定。刚到加拿大时，晚上他会跟同是来自北京的朋友坐在马路边，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着北京的好和温哥华的烂……

4年前，因为不喜欢国内的高中，苏昱成决定去加拿大。从休学到上飞机，只花了两周时间。

有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已走上或准备走苏昱成的求学路——小小年纪离开父母，只身来到异国他乡读书。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截至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人。按照中国教育在线专家的分析，这个庞大的留学群体正在发生着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以赴美留学为例，本科毕业读研究生曾是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主力，据统计2005～2006学年，中国赴美读研人数占中国赴美留学生总人数的76.1%，超过四分之三；而到2012～2013学年，中国赴美读研人数在中国赴美留学生总人数中占比下降至43.9%，已经不足总人数的一半，下降幅度约达30%。与之相对应的是高中毕业赴美读本科人数的猛增。2005～2006年，仅有9309人赴美国读本科，是当年赴美读研究生人数的1/7，而2012～2013学年，赴美读本科的高中毕业生增长到了93768人，仅比当年赴美读研究生的人数少了1万人，8年增长了约10倍，其增速远高于中国赴美留学总人数的增速。

与此同时，赴美国读高中的人数也在悄然上升。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统计数据显示，在2005～2006学年，中国在美国就读私立高中的人数极少，仅有65人，而到了2009～2010学年，这个数字就迅速攀升到了4503人，到了2012～2013学年，中国在美就读私立高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3795人，其增长速度极为迅速。

虽然教育部相关人士曾经指出，从总体规模上看低龄留学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增长的势头不可小觑。而且，随着低龄留学人数的不断攀升，小留学生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与寄宿家庭的相处问题、对学业的不适应问题、安全问题等等，今年甚至爆出了令人震惊的未成年留学生绑架、施暴事件。

不少父母在纠结和慌乱中选择了陪读。

但是，低龄留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绝不是陪读能解决的，正如教育专家孙云晓所说的：“光有金钱和外语不能决定着孩子留学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小留学生发生的问题更多反映的是家庭教育问题，它不会因为地点的变化就迎刃而解；同时，也反映出父母在面对孩子教育问题时是否具有理性选择的智慧，盲目跟风只能导致隔空咽下恶果。

“在父母身边、在中国读书是最容易的事”

躲过的只是一场考试迎来的是更加艰难的挑战

“出国了就好了。”这是很多家长和孩子安慰自己的方式，似乎留学是一棵救命稻草，让人们从现实的境遇中逃脱出来。

现在已经在美国众议院实习的王宇轩，初三的时候就出国了，他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参加中考。

不可否认的是，低龄留学的孩子中很大一部分是不想参加国内的中、高考，不愿承受国内过大的应试压力。“国内理科好，孩子出去以后基本可以不学，省下来的时间正好补补英语。”正准备辞职去国外陪读的王先生说。

确实，很多孩子出国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日子，如王宇轩所说，他的高中接受的是典型的美国教育：上午8点上课、下午两点下课，数学简单、英语很难……

但是王宇轩遭遇到的挑战比之前想象得大很多。“美国高中的阅读量很大，我那时电子词典从不离手。”每学年最后一篇大论文更是让很多小留学生肝颤：“我9年级的题目是雪莱和他诗中的自然主义，要求写6页。”王宇轩把当时能搜到的所有关于雪莱和自然主义有关的中文论文全看了，然后整整一周没怎么睡觉终于写出来一篇很稚嫩的论文。

很多家长认为，在国外上了高中再申请当地的大学，一定比从中国申请更省事。

其实也不尽然。

“在中国申请国外学校只需要看雅思分数，但在当地就需要高三这一年所有科目的平均分。”苏昱成说。

“我唯一没想到的就是美国人其实特别用功。美国也有许多小孩从一上高中就以上一所好大学为全部目标。”王宇轩说。

不少经历了诸多挑战的小留学生说：“其实现在想想最容易的事情是在父母身边、在中国读书。”

宁可忍受漫无边际的孤独也不给父母电话

家庭教育问题在低龄留学中凸显

不久前，新东方前途出国美国中学部总监卢巍在飞机上偶遇了一位深圳的低龄留学生的家长。“本应年少开心的孩子，脸上却写满了成熟，看着孩子会觉得心酸。”这位家长说。

孩子的这种成熟是独自挺过孤单、寂寞、无助、委屈之后换来的。

苏昱成刚到加拿大上学的第一周便因为在校与一个当地小孩打架，被停课一周。他现在也不知道当时那个小孩是不是对自己有种族歧视：一个白人小孩跑过来撞了苏昱成一下，他便觉得受到了攻击和侮辱。

那一周，苏昱成每天出门溜达一会儿，然后找地方吃个饭，再回到寄宿家庭，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扔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没有谁是不孤单的。”卢巍说。

那阵子，苏昱成在学校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每天下课就是吃饭，睡觉，打游戏。“没有人会问‘昱成啊，今天有没有烦心事儿？’”苏昱成说。

即使这样，苏昱成也不太主动给父母打电话，即使是最委屈的时候也如此。

孙云晓指出，这正符合青春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追求独立同时也想向别人证明自己。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家庭教育问题”。

“一些家庭在国内就没能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出国之后，这些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但是孤独又无法排解，造成了不少问题。”卢巍说。

一些低龄留学生的父母就是在孩子的教育上遇到困难，便产生了“送出国锻炼锻炼问题可能就解决了”的想法。

“在国内没能解决的问题，换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就解决好？！亲子之间的矛盾一定会以其他形式再表现出来。”卢巍说。

卢巍分析，加州绑架、虐待案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孩子没有能力排解内心的孤独，又没有能力融入周围的同龄人团体，所以，基本只能在中国孩子的圈子中交往，他们之间的矛盾往往都与感情有关。

苏昱成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加拿大交的第一个朋友就是北京人。他俩在一起轧马路、打游戏，或者就坐在温哥华的大街上，在昏暗的路灯下一起抽烟。

留学中介还处在低级阶段

提供的建议是“怎么做更利于申请”而不是“更有利于孩子”

在今年年初的国际教育巡回展上，教育部留学中心一位副主任曾经指出，现在有些留学机构对孩子的材料进行过度包装，而很多国外院校对这种形式的包装是非常反感的。

这其实是当前我国留学市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无论是中介还是家长想的更多的是怎么做对申请有利，而不是怎么做对孩子的成长有利。”卢巍说。

一位在留学中介机构工作的年轻人介绍，那些学生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留学顾问负责销售签合同，文案来负责材料，外联与国外的学校沟通。一个流程下来，一个产品就完成了。

在把学生当做产品之后，孩子的个性就被忽视了，只要是对申请有利，无论是否适合孩子就都建议孩子去做，比如，国外的学校通常很看重孩子的领导力和课外活动，一些机构就帮助学生和家长无限夸大实践活动，在自荐信中列出长长的一串。如法炮制，每个孩子的申请差距越来越小，同质性很强。

这样的结果是，国外的学校对中国留学生申请的审查越来越严，提出的质疑越来越多。最终受影响的还是中国学生。

“目前我国的留学中介还处在较为低级的水平，这种中介应该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但是，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留学中介应该尽快向留学咨询方向转化。”卢巍说。

这种功利思想主宰着留学中介也主宰着学生家长。好像把孩子送出国就是目标，其实，留学也只是教育的一个手段，它跟其他任何一种教育手段一样，重要的是之后的教育过程。

转变观念之后，家长在孩子要不要留学问题上就不能一味地追赶潮流，而是要从自己孩子的特点、家庭情况等各个方面考虑。

“低龄留学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卢巍说。十几岁的孩子可塑性很强，他们在国内的时候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到了国外又开始接受另一套价值观，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都对他们进行了一半的铸造。只有内心真正强大的孩子才能度过各种不适应，在人生的长跑上赢一段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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