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长达9年的高校学生调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项目组发现了一个虽不愿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前高校学生道德品质教育面临严峻挑战。而且年级越高，情况越明显”。

“在这场危机中，原本应该力挽狂澜的高校辅导员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调查发现，高校辅导员虽然不断加大与学生的辅导交流频次和交流时间，但对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引导收效不明显。

该研究发现牵引出了一个更为让人关心的问题，即高校辅导员专业化。2014年，项目组实施了“首都高校辅导员职业现状调查”，其中对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发展作了详尽的调查。

要专业化必先职业化

从2005年的2万多人，到如今的13万人，高校辅导员群体初具规模不到10年。但项目组认为，现在谈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或许为时尚早。

高校辅导员群体的发展路径是：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鲍威说：“要先成为一个职业，再谈专业。10年，高校辅导员刚刚完成了从一个岗位到一个职业转变的第一步，还处在一种职业化的过程中。”

一个职业之所以成为职业，在于它具有明确的职业标准和职业伦理。2012年，教育部研究制定了《高校辅导员誓词》，意味着高校辅导员职业伦理迈出了第一步。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表明高校辅导员的职业标准初步形成。但是，这离专业化还有一定距离。

专业化意味着分工细化。鲍威说：“学生思想工作、学生学术事务指导、学生心理疏导和健康咨询、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等诸多方面，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辅导员在完成职业化阶段后，要在专业化发展实践平台上进行专业化提升，实现术业专攻。”

现实中，辅导员事务缠身，纠缠在事务性的学生工作中，很难有时间进行专业发展。北京某高校辅导员李柴坦言：“我们更像是学生的保姆、机关的事务勤杂员。”

“脚踩两只船”的苦恼

“辅导员虽然是教师身份，但却无法享受教师的政策。”鲍威解释，高校辅导员在学生道德品质教育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相比高校教学科研活动，学生工作在高等院校的功能界定中往往陷入附属性定位，辅导员工作往往容易被边缘化。一方面高校辅导员存在着工作职责不明确、事务性工作繁重、经济待遇低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相当一部分辅导员来自应届毕业生，相比接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教师，存在专业学术训练和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即使侥幸评上教授，也难以冲破横在高校身份管理上的“天花板”：专业教师可以跨进管理干部的序列，但管理干部跨不进专业教师的序列。

专业教师序列走不通，很多辅导员将目标指向了管理干部序列。“这是个金字塔形的结构，管理岗位是稀缺资源，越往上走路越窄”。

“在这两条通道之外，还应该有一条专业通道。”相关研究者指出，这既不是干部“为官”的通道，也不是专业教师“为学”的通道，而是一条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的梯级发展道路，也是一条把从事辅导员工作与建立独立的专业发展和研究方向结合，开展实践问题研究，形成研究自觉的知行结合的道路。

要具备引路人的能力

项目组发现，现在的高校辅导员，正处在一个“国家认同大于学校认同”的阶段。“作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高校辅导员肩负政治任务。国家层面，政策支持到位，但学校对高校辅导员的认识还不到位。”

北京高校中日渐增多的“2+2”型和“2+3”型学生兼职辅导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柴说：“高校缺编是常态，一有编制，学校先想到引进国内外高端科研人才，哪会轮到辅导员。”

高校辅导员是一个需要讲奉献的群体。“辅导员的要求是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随叫随到”。曾经做过两年兼职辅导员的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生张岩说。

一线辅导员往往要负责1∶300甚至更高比例的学生，工作更是没日没夜，特别是刚入职的辅导员，不仅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参加学生活动，基本工资却很低。

尽管如此，令人感到乐观的是，“首都高校辅导员职业现状调查”显示，辅导员的职业动机总体水平比较高，而且呈现出了“非功利性”的倾向。高校辅导员不是学生的保姆，而是引路人，要具备引路人的能力，才能有引路人的地位和晋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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