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成功？大学？！
什么是梦想？新闻理想？！
什么是追求？生活品质？！
这些似是而非的答案，戳痛了曾经自豪的心。
实习，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从学识到心智、从技术到情感。化用一句话，没有经历过实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新闻学子。
在北京，在实习，在生活，在思考，也在反思
我不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为了几次擦肩而过的小实习，选择了在《新京报》大实习。纵然没有国家级媒体平台高，纵然没能在此期间踏足所谓的高端社会，但是却一次又一次体会了底层的悲苦与幸福。
实习不到一个月，接连跑了两个葬礼。每每说起这事儿，室友都爆笑不止。确切地说是一个北大教授沈宗灵的追思会和一个民俗艺人臧洪的葬礼。两个小时的追思会，沈老的学生（他的学生大多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亲友讲述了他们记忆里的沈老。两个小时里，听到最多的话是沈老笔耕不辍。难以想象，一个整日伏案的老先生的成就是如此之大。见到沈老的儿子，我开始相信，优秀是一种习惯，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后代。
臧洪的葬礼安排在大兴殡仪馆，这个不富裕的家庭选择的殡仪馆如此偏僻。在这个偏僻的殡仪馆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身上还那么棱角分明的良知。可以说，这是个民俗艺术世家。臧洪被誉为叫卖大王，儿子和孙子在这一方面虽不及他的成就，却也小有名气。不夸张地讲，北京城一半儿的媒体都在现场。暑假刚刚经历亲人离世悲痛的我，可以深切地理解藏老家人和徒弟的感受。悲痛的他们在整理情绪的同时，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应付媒体。看着徒弟带着通红的眼圈一遍一遍说着师傅的故事，看着藏老孙子用沙哑的嗓音说着爷爷，我静静地站在了一边，为逝者祈祷，为在工作的我们祈福。灵堂之上，拜别遗体，啪啪作响的快门声、一道又一道的闪光灯我在想，这样是不是会惊扰亡灵？这就是新闻的时效性？那一刻，我开始觉得记者是一个多么残酷的职业，用别人的悲痛换取我们的生存。
跑民政社会口时，经常接触一些残疾人。有一次，采访一个脑瘫的女孩儿。采访之前，我一直以为脑瘫患者就是傻子。为了不给她造成伤害，我搜查了很多关于她的资料，包括脑瘫的症状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老师也特意叮嘱到采访过程中不要伤害她。这个叫王丹的女孩儿曾经很孤僻，直到遇到了现在的爱人，性格变得开朗大方。如今的她，经营着两家网店，还有忙碌在脑瘫人生聊天室、心灵驿站栏目。她的爱人身体健康、四肢齐全，两人在网上认识，一路走到现在。他们只图相互之间的那份感情。生活并不富裕，王丹的病把爱人也绑在了家里，两人经营网店维持日常生活，他们上过当、受过骗。王丹说脑瘫人生，人生不瘫。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和奋斗的故事。我想，我们身体健康无病无灾，有什么理由懈怠堕落，不思进取。
跑工商质检这个口时，经常会做一些调查类的新闻，从交通卡内幕到食品安全问题再到北京礼物旗舰店。第二次去一卡通办理中心时，东问西问引起了他们工作人员的猜疑，甚至有一个大妈直接说，你不会是记者吧，这东西要是被报出来，当心我们告你。迟疑了两秒，心想，果然是有后台的底气硬，难怪不怕市民投诉。但是还得意地想，你说不报就不报，告去呗，你还得知道本姑娘是谁！后来跟老师说起了这事儿，老师说，他们就是吓唬你。记者这个行当，想伸张正义，无比艰难。
两个月来，螺旋藻、伊可新蜜饯、山西可口可乐、翻新土豆、甲醛白菜等等食品安全问题此起彼伏。一次又一次地冒充消费者去探访药店、专卖店、菜市场。想想，这个行当真不容易，为了找到还没有下架的螺旋藻，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一家；为了弄清楚伊可新退货问题，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上海北京轮番打；为了检验北京是否有翻新土豆，在理化中心待了一天，做了一天的化学实验。换口以来，经常匆匆解决掉晚饭，噼里啪啦地敲着电脑。每天要编辑的通稿很让我烦恼，但却不得不坚持下来。兴趣真的是个很关键的东西，倘若对这一行没有兴趣，对你跑的口没有兴趣，不如趁早换，节约时间投资其它。同样是编辑通稿，那天编辑质检总局将对从菲律宾进口水果加大检验强度时，甚是兴奋，不到20分钟搞定一切。报社的一个老师说，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很辛苦。如果没有兴趣，最好赶紧改行。
去天坛北门对面的北京礼物旗舰店的探访很无奈。其实这本是一个对这家店有利的一个报道。但我仍被老总的秘书以老板不在的理由拒绝了。我再一次跟美女秘书说明来意时，她说这里面的水很深，我不方便告诉你。我记得当时我的表情很遗憾，其实内心乐开了花儿。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却也有意外收获。详细地观察了这家店的现场经营情况，和一些售货员和顾客聊完之后，我从另一个角度完成了老师交给的任务。这是第一个被拒绝的采访，内心仍有不小的遗憾。思来想去，如果我人脉资源够强大，就可以直接联系到这家店的总经理，而不用通过他们的办公室。
能够参与到对黄成义的采访，很幸运。这次采访的意义在于学习到的东西，更在于体会到人情冷暖和爱心传递。黄成义是个倒霉的篮球运动员，腰伤瘫痪，无钱医治。老母亲变卖家产给他看病，老父亲因病去世，大黄过去的十年是倒霉到家的十年。09年来到北京，老母亲靠捡破烂维持生计，母子俩一天的生活费是十块钱，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没有洗过一次澡。
郭老师驱车赶到平谷，花了两天时间撬开大黄的嘴。这是一次博得采访对象信任的战斗，颇为不易。从介绍自己，消除大黄抵触心理至到最后接受采访，整整四天时间，两个老师轮番上阵。第五天报道见报，不少读者打电话过来说要帮助他，一家私立骨科医院也免费提供治疗。我想，无论这家医院出于什么目的，大黄的病有了指望。从东二环跑到西五环，只为了给大黄取三双52码的鞋。期间见到了北京男篮孙明明，可惜对篮球不太了解，否则还能要一张马布里或者其他队员的签名。当天傍晚，在北五环的医院里见到了大黄，此时的他已经换上了新衣服，有两家运动服的品牌店专门给他特大码的衣服和鞋子。两大箱子，装的不仅是衣服。第一次真切的体会到记者真的可以帮助他人。很激动，自己也尽了一份力，这个行当，虽然有辛酸，却也能让人欣慰。
欣慰之后，也有无奈。报社前台告诉我有我的挂号信，内心忐忑不安地到报社领信。信封上印着歌颂我党的红色标语，放下心来，这不是炸药。拆开之后，我震惊了，不似炸药胜似炸药。信封里是一封关于强拆的求助信和一些强拆现场的照片、联系方式，信里写道我处正有几百户居民受到这样的危害，希望您能将这件事放到网上，给我们帮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利用记者达到某种目的，两秒钟的兴奋和两秒钟的慌乱之后，我收拾了信件跑到了楼上找主编，李老师看过之后说，你不用管这个，他们可能是乱寄的。我听了李老师的话，并没有联系寄信的人，也没有把信里的内容放到网上。那几天，我疯狂的在网上搜索关于江苏的强拆新闻，并没有找到跟信里的地点相照应的新闻。虽然如此，内心依然不安。万一当地的居民真的被强拆，那我岂不是间接沦为帮凶？如果我真的联系了他们，万一是利用记者达到某种目的，我又该如何是好？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我终究是帮不了他们，因为我只是一个实习生，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像那天发行部的老师打来电话想让帮他的朋友报道一个受害者状告政府，却被地方政府反咬一口的案件，我只能遗憾地说，我只是一个实习生，没有能力帮到您。
三个多月的实习，见到了太多的悲与欢、对比与讽刺。凌晨两点出发的采访，我全程追踪蔬菜从批发地到摊贩手中的过程，了解了车载车售为什么便宜和蔬菜价格一路走高的原因；采访美国财团的总裁老富翁贝林，虽然我认为富翁行善有一种因素是他们挣的钱不干净，但他的慈善行为足以让我感动，我也不知道他的捐助，有没有给某些贪官造福；跟工商局出去打假，见证了工作人员的认真，也见证了走形式走过场；走访食品安全，明知道这些食品有问题，却无能为力的痛心；采访法院院长，了解了一些审判中的猫腻，知晓了死刑复核的人性和相对公正；聆听与工程院院士的对话，才知道铁路系统并不靠客车挣钱，才知道铁路建设里的种种纠结，这一切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的充实感，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的深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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