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招生“谍战”
——建构招生文化任重道远
一出清华北大的招生互掐大戏，让一直以来国内顶尖高校暗流涌动的竞争，在今年的招生季全面爆发。
一时间，公众齐刷刷对北大清华一阵恶评，“斯文扫地”的吐槽不绝于耳。但指责之余，还有更多问题值得思考：争抢生源，问题真出在分数崇拜上吗？国外高校是怎样通过制度与文化的约束规避此类火拼的？竞争有序的招生文化如何培育？科学的选才标准又该如何建构？
本报记者为此专访北京师范大学高教所教授李奇、复旦大学高教所讲师陆一。
一问：争抢状元
问题真出在分数崇拜上吗？
争抢状元，源头在哪？不少人将矛头指向国内大学对分数追逐的异化。陆一认为，这种争抢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中国高校与考生在双向选择上前进的一步，“改革正在摆脱仅凭高考分数按计划录取的模式。”李奇更直言，在这种改革趋势下，对分数线的批驳只是浅表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让高校不再盯分，“真正选到适合本校本专业的学生”。
记者：是什么样的制度缺陷让深知抢状元之弊的清北两校深陷如此的“囚徒困境”之中？
李奇：选拔适合本校本专业的学生、确保考生及其家长做出知情的选择，这是解决招生中“囚徒困境”的重要条件。这就需要招考适度的，在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允许高校享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同时，政府应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要求高校及其专业更具体、更明确地阐明自己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并通过证据来说明各自人才培养的质量状况，阐明其对目标学生群体的期望和具体的招录标准。当然，高校的招生咨询和招录人员也面临专业化建设任务，比如建立行业标准、注重职业操守的建设等等。
陆一：大学之所以能尽己所能去争取学生，考到高分的学生能在几所顶尖大学之间做自由选择，正是近年来改革努力的成果——摆脱仅凭高考分数按计划录取的模式。分数崇拜不是现行制度所致，而是分数决定一切的观念早已深植于考生的内心，也成了许多考生的家长、高中师长信奉的教条。一方面，由于改革前长期仅凭高考分数计划录取的模式塑造了大众的思维定式，使得考生和社会舆论至今对状元、分数线如此敏感，对大学教育的实质、不同大学的培养定位、风格特色却又如此陌生。另一方面，改革已经回应社会呼声，走出了双向选择的一步。制度改革虽然已经发生，但大学的行为方式又不得不依从考生、社会还在用分数线、状元数评价大学的惯性思维。
二问：掐尖“有理”
国外高校如何拼抢？
世界一流大学对优质生源的争抢同样激烈。但国外很多顶尖大学拥有专业招生团队，他们常年在全国甚至海外海选符合自己办学定位和精神气质的学生。国内不少大学却还停留在“招分”阶段，招生只是“三五个人、五六条枪、忙两个月”。李奇认为，“一个竞争有序的招生环境是学校自律和政策环境共同培育的，缺一不可。”
记者：国外大学是怎么招生、掐尖的？他们是否也经历过如此互黑互撕的历史阶段？
李奇：国外大学招生难以一概而论，不妨以我曾经工作过的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为例。它常年提供招生和资助方面的咨询，为了解决招生和资助咨询分头进行的不便，招生办公室通过提供电话转接而让问询者获得一站式的服务，同时招办还提供面对面的咨询和校园参观接待的服务。咨询中，根据本州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录取指数换算表，带入问询学生的高考成绩（SAT或ACT考试成绩）、高中成绩的平均绩点及年级的百分等级，咨询员就可以告诉问询者他们处于哪个录取区间，即能够录取、不能录取或介于二者之间。为了吸引本州最优秀的学生，强化其服务于本州的意愿，学校还创立了大学董事学者项目，本州够格高中的校长可以推荐本校两名最优秀的学生，获提名的学生大学四年每年可以获得4000美元的奖学金，此外，他们还竞争获得杰出大学董事学者奖，此奖提供大学四年的全额学杂费。
上述招生行为既可以说是学校努力自律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政策和法律环境塑造的结果。例如，美国高等教育标准促进委员会制定了一套行业标准，对美国的本科招生项目和服务加以规范，从使命、项目、组织与领导、人力资源、伦理等12个方面予以具体规范，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学会、美国大学教务主任与招生干事学会也有各自的职业伦理守则。总之，按照上述标准，互黑互撕、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招生行为显然有悖于行业伦理守则，是不可接受的。另外，在保障学生的知情权、选择权、安全权和听证权方面，政策、法律和制度安排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其中，学生的知情权法、家庭教育权与隐私法、珍妮克利里校园安全信息披露法、高等教育机会法、联邦和州政府高校信息的年度报告都是典型例证。
陆一：美国的招考制度以其自由选才著称，而事实上在顶尖大学之间同样长期存在着白热化甚至异化的竞争。举例来说，美国的顶尖大学不争分数线高低，因为他们不存在线上全部录取的规则，但是他们比拼录取率。录取率越低，体现大学越难考，为了取得更低的录取率，花重金全国游说，鼓动录取可能性极小的学生也多多报名的情况并不少见。美国的顶尖大学不争状元，是由于许多考生都能在全国统考中获得满分，不存在状元之说，但是他们会人盯人地争夺学业优秀的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生源，承诺提供五花八门的奖学金和各种优惠条件。这是由于美国政治决定了顶尖大学必须录取一定数量的少数族裔，而这个群体中的学业优秀生本来就比较稀少。如果少一个优秀的，就只能多录取一个学业准备不足或能力不佳的学生，那将在后续培养过程中额外投入大量教育资源做补习，还有可能提升中退率，降低口碑，十分划不来。可见，只要是大学和考生之间有机会面对面地相互选择（或拒绝），大学对优质生源尽显诚意、同类高校间激烈竞争的情况就是举世共通的。
三问：自主权扩大
科学的选才标准如何建构？
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必须逐渐扛起更重的选才任务。陆一表示，“好的招生文化要把焦点放在大学教育理念、培养质量上。在分数基础上，大学和学生之间用‘善于培养什么人’和‘渴望成为什么人’相互吸引。”
记者：竞争有序的招生文化如何培育？中国大学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李奇：哪些招生行为是良好的实践行为？哪些是不良的实践行为？这些是非标准应该尽早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营造一个大学招生人员不敢、不能和不想尝试违规行为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这是培养健康有序的大学招生文化的必由之路。制度建设中的趋同现象间接表明，我们的大学招生文化建设应该可以从上述大学、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相关实践中汲取经验。
宏观上，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推动公立高校以民主科学的方式进行定位，明确办学质量标准、核心绩效指标及人才培养的结果目标，阐明行动路线图，用专业方式处理专业问题，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呵护创新。
陆一：招生本身就是一个紧张算计的议题。更好的招生文化恰恰是当我们把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放在大学教育理念、培养质量，让招生回归育人本质之时才能出现的。正如在分数的基础上，大学和学生之间用“善于培养什么人”和“渴望成为什么人”来相互吸引，才是理想的双向匹配。
今年开始的招考改革确立了“先粗筛、后细筛”的原则，高考如何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恰如其分的功能，自主招生如何与之结合，是接下来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比如在上海试点中，复旦和上交大均依据高考成绩以1.5：1的比例圈定自主招生的资格。这个比值是否太小，可能使细筛几乎起不到作用。如果比值太大，大学的裁量权过大，可能很难承担选拔成本和公平风险。换言之，看似综合的评价体系中高考依旧占据绝对大的权重。再者，当高考不再是唯一的测评工具，大学举办的面试、笔试如何能对基础教育产生更积极健康的引导作用，而不是引发更加异化的商业应试补习热潮？
所有这些试点中的新问题哪怕微小的调整都直接关系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影响大学遴选效果。我们期待科学的测量、务实的研究能够适时跟进。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招考实证数据应对社会适度公开，使公共讨论更加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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