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莫扎特生在撒哈拉以南会怎样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首席执行官：教育创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

以分数为导向，学校没有足够的动力创新

在斯塔夫罗斯来北京之前，中国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在接受温州媒体采访时说，考名牌大学要凭高分，考高分就得听老师的，高中阶段可能暂时不用考虑学生的创新能力，只要他们听老师的话就行了。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教育界人士的批评和嘲讽。而作为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的首席执行官，斯塔夫罗斯先生却认为那位校长的想法是理智的，因为在一个以分数为导向的体系中，通过高考分数展现出来的学术成绩是受到鼓励的。

“当一个系统的设置，非常偏颇地只奖赏某一类型的人或者行为时，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人都变成了那样的人。”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斯塔夫罗斯说，虽然我们确实觉得那样做不合适，但也没有办法批评那些校长。

此次，斯塔夫罗斯是应21世纪教育研究院邀请，前来北京参加首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的，这是他第7次来到中国大陆。他因此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对于教育问题讨论的重点，在过去几年里，非常快地从发展中国家经常有的那些关注点，如教育公平，开始转变到更像是发达国家关心的，包括创造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这些内容上。用中国教育界流行的话说，是从关注“有学上”到关注“上好学”。

在斯塔夫罗斯眼中，高质量的教育包括四个元素：知识、技能、性格、文化。“只有当这四方面全部包含的时候，才能说一个人受到了全面高质量的教育。”他说，这与儒家的传统是一致的。斯塔夫罗斯在新加坡生活了12年，担任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

“如果以分数为导向的系统持续存在的话，学校是没有足够的动机进行创新的。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在于，现在只有一种通往成功的道路，它很难给创新创造空间。”斯塔夫罗斯建议，应该设立一个系统，提供各种不同的通向成功的路径，就会有更多的创新发生。

比如芬兰、德国、新加坡等国，都有非常成熟的、优质的职业教育体系，学生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偏好和能力，选择不同的道路。

“创造了多种不同的渠道以后，就有了竞争，有竞争就有创新。这个竞争不是在同一个渠道内，而是在不同渠道之间。”斯塔夫罗斯强调。

真正的创新者必须具备两种特质

现年44岁的斯塔夫罗斯2012年12月成为世界教育创新峰会首席执行官。他从WISE的获奖者身上看到，一个真正的教育创新者至少具备两个特质：

一是有热情、激情，以及解决别人认为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决心。他举了一个案例：2014年WISE教育奖的获得者安·科顿女士，开创并发展了蜚声国际的女童教育模式。此人在读教育学研究生时，有一次去非洲做田野调查，发现那里的女孩都没有上学。尽管那时她还不知道怎么创业，但已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她回到英国剑桥后就开始筹款——烤了很多甜点，挨家挨户地卖，最后筹到几百英镑。后来，她在1993年创办的“女性教育活动组织”支持了300万名非洲女童接受小学教育，她接下来的目标是支持100万名女童接受初中教育。

二是能够把局限变成优势。2013年WISE教育奖的得主维姬·科尔伯特女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为哥伦比亚教育部的官员，她在1975年发起了“新学校”项目，用新的模式去解决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并在社区、家庭、研究机构和决策者之间建立了重要联系。它除了通过培训帮助教师转变角色，还动员年长的学生来教年幼的学生，“因为教别人是学习的最好方式”。科尔伯特把自己政府官员身份看成是一个机会，她知道通过政府的力量能够把这种模式推广得更快。这一教育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被列为国家政策，并推广至南美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500万名儿童因此受益。

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供更好的教育

斯塔夫罗斯更关心的，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样给所有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几年前，他在哈萨克斯坦做了一次演讲，分享怎样创建一流的大学，他以建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为例，就是请来了哈佛与牛津大学的教授。但他的演讲被一个人打断了，那人说，他在一个非常小的学校，别说请哈佛、耶鲁的教授，甚至连他们的面都见不上，没有这些资源怎么办？“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怎样能够在符合我的情况和背景的条件下，建立一个适合我的、好的教育模式。”斯塔夫罗斯说。

WISE始建于2009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关注教育创新的跨领域国际会议，设有WISE教育奖和WISE项目奖等奖项。其中不少获奖项目致力于解决教育不公，如2014年的“音乐小屋”项目为澳大利亚的贫困学生提供校内的、长期的、量身订制的艺术课程。“埃及流浪儿童教育计划”正努力让开罗100多万名流浪儿童从街头回到学校。

据他了解，全世界大约有7亿名要上小学的孩子，其中有大约6000万人因为冲突或极度贫困没有办法上学，有1亿名的学生可能在完成小学教育之前就辍学了，还有大约2.5亿名学生会完成小学学业，“但没有办法写字或者读完整的句子”。

斯塔夫罗斯说:“想象一下，如果爱因斯坦和莫扎特，没有出生在德国、奥地利，而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出生的话，会是什么状况？当我们没有给这些地区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时，人类损失了多少莫扎特、爱因斯坦、牛顿和爱迪生？”他认为，人类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是人本身，政府应该最大程度地投资这种资源，让其所有的潜能得到发挥。

在斯塔夫罗斯看来，在任何情况下创新都会发生。但在以下这些环境当中，会更容易出现创新，比如“那些有非常大的需求的地方，因为需求是创新之母”，如印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菲律宾等，贫困严重，教育体系没法应对，就有很多社会创新者涌现出来，想出各种解决办法。另一种更容易产生创新的环境，是在有着很好的创新创业传统的国家，如美国、英国、以色列和芬兰，它们还很重视慈善，“教育事业其实是创业与慈善的交叉点”。

中国有两个项目曾入围WISE项目奖，2014年朱永新教授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更是从全世界被提名的500多个项目中入围前15名。“我知道中国教育创新的项目很多，希望能够有更多来自中国的申请者。”斯塔夫罗斯说，他对中国的教育创新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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