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内教师们探讨如何开展性教育 会场外抗议者在喊反对口号
大学推广性教育“跟做地下工作似的”
就像生活在两个舆论场里。
一个是属于性教育的“天堂”，这里有颇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把一个个在高校担纲性教育的教师塑造成“学术明星”，以及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另一个是性教育的“地狱”，任何有关性教育的风吹草动，都能招来一批反性教育的斗士。在这里，性教育从业者成了众矢之的，而每一次反性教育的活动，也都能将性教育与“争议”两字裹在一起，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性教育学者、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就在这两个舆论场之间不断游走。只是，在他看来，“天堂”并不常见，“近些年有些高校开了性教育的课程，有的也确实火爆，但从数量上来看并不多，甚至可以说远远不够，也就10所左右”。
至于“地狱”，前不久他刚“走”了一遭。
性教育老师演讲遭泼粪
事发地在济南，和在大学一样，方刚扮演的同样是老师角色，只不过，这一次他所面对的是几百名专职教师。
根据方刚的回忆，参与培训各方的积极性颇为高涨，整个培训下来，他和与会的老师们探讨了包括“在什么年龄对孩子进行性教育”、“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有效的性教育”等不少问题，至于一些敏感问题，他们也没有回避，比如，“家长和孩子一起看电视时，镜头里出现激情戏时怎么办”，等等。
但与此同时，在会场外，集聚了不少“抗议者”，他们喊出“方刚滚出山东”的口号，称方刚所讲内容“是一种剧毒”。
方刚的培训停了。
余下的行程安排也都被取消。这件事再次让方刚意识到，象牙塔之外的社会，对性教育并不“友好”。
无独有偶，就在几个月前，在2014年年末广州举办的一场文化节上，受邀出席的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彭晓辉，在演讲时遭遇了一起更为严重的“抗议”——一名女性突然冲上演讲台，举起事先备好的粪便，向彭晓辉当头泼去。
而高校里有关“大学生为什么不能看A片”、“大学生为什么不能有婚前性行为”、“同性恋者婚姻为何不能合法化”等“彭晓辉语录”也广为流传着。
科技的发展，对于知识的启蒙理应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在性教育这样一个敏感领域，似乎帮了“倒忙”——反性教育的手段“升级”了。
对于济南反方刚的家长群体，QQ群成了他们“聚众示威”的最佳联络手段，一旦发现有人来做性教育的宣讲，便在手机上联合起来反对。
按照方刚的说法，“做性教育跟做地下工作似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他们常和性教育组织方说，“活动千万别上微博，也别跟他人说，咱们偷偷地（做）就行啦。”
“济南事件”发生后，那些曾经邀约方刚做讲座的机构，“也不敢再联系了”，方刚感慨，“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
大学生性教育缺失并未因学历提升而有改变
主流的性教育渠道难以打通，取而代之的就是低成本、零门槛的网络渠道。但这些渠道里信息的真实和科学程度，则不被看好。
“学生们通过网络得到的信息往往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武汉大学“性与健康”课教师朱俊勇面对学生千奇百怪的问题，意识到大学生性教育的缺失，并没有因为他们学历的提升而有实质性的改变——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朱俊勇还接了一个女学生的电话，称自己怀孕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在成人听来有些啼笑皆非，但对尚处在懵懂状态的大学生来说，就是“天大的问题”。“我在课堂上已经给学生们讲了很多避孕的知识，但依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何况那些没有这方面知识储备的人呢？”
一旦出现问题，就要学着向社会求助，这也是朱俊勇教给学生的。通过电话记录来看，在当天的凌晨两点多钟，这位女学生就给朱俊勇打过电话，“这说明她心里非常焦急，怀孕了感到很无助，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朱老师说。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一份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自2007年始，大学生因为比较普遍的婚前性行为及较少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成为新增的艾滋病高危、易感和高发人群之一。我国每年新染艾滋病的人中，约一半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当然，这更多地要归咎于中小学阶段性教育的缺失，在朱俊勇看来，高校的性教育，是对孩子在青春期本应获得性教育的一种补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的补课机会。
方刚认同这一说法。他说，“性教育传授的不只是单纯的性知识，还包括人的成长、价值观的提升等‘如何认识某一件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是从网络贴吧、论坛上学不来的。”
更为重要的是，有了这样的课程，可以打通一个学生和真理之间沟通的桥梁，学生们会根据老师教的一些基本常识，去寻根究底，找寻应该怎么样去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去做。
“如果没有这堂课，没有向我咨询这个渠道，她很可能找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但那些大多是忽悠人的。”朱俊勇告诉记者，下一步，他准备在校内开一个咨询门诊，“就像心理咨询那样，做一个性教育的咨询。”
提防伪性教育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提出将性教育写入大学生教学大纲，一时引发热议。
方刚称，“类似的提议已经提了很多年，甚至相关政策也已经出炉了多次，为何仍开展不下去呢，还是社会观念太过陈旧。”
此言不虚。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文利曾做过一项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的统计，她发现，2000年以后，我国颁布过多个有关性教育的政策，比如2000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提到，“把原有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教育课及青春期教育等相关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进行, 帮助学生掌握一般的生理和心理保健知识和方法，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200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该法指出： “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刘文利认为，这从法律上保证了青少年接受性教育的权利和学校应该承担的教育义务，在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200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还颁布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 年)》，其中写道：对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到2007年底实现校内青少年达到85%以上，校外青少年达到65%以上；到2010年底实现校内青少年达到95%以上，校外青少年达到75%以上。
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
更为严重的是，方刚发现，不少伪性教育课程在高校“趁虚而入”。
多年前，一门名为“守贞课”的课程在浙江大学开讲，因为其“一旦怀孕就应生育，流产是残杀生命”、“婚姻外的性活动、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性交从社会、心理、生理各方面都是有害的”等观点，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争论。
方刚就专门旁听了一堂课，并当场提出批评，“这是一种典型的禁欲型性教育，说如果你不守贞，就会得艾滋病，就会被老公抛弃，这跟我们国家倡导的男女平等的国策是相违背的，我们不是反对守贞，但反对这种守贞教育，这是一种伪性教育。”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大学生对于性教育的需求和推崇，“别说是学分了，就是有个性教育讲座，大学生们就欢迎得不得了”，方刚说，但这门课如何开，是选修还是必修，谁来讲，用什么教材来讲，等等，尚需要学界乃至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后，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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