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半年老天爷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进行打击：带走了好友何西来和刘扬忠，前日又带走了好友童庆炳。

老童啊，半个月前我还为你的博士生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你同我谈笑风生；答辩通过后，你还把赠给学生的字装裱好，当场交到她们手里，以作永久纪念。我为你鼓掌，赞赏你对学生的一片真情。我看到学生眼里闪着泪花。

我与童庆炳教授从相识到相知，三十多年，彼此理解、信任、帮助，成为名副其实的挚友；但我们又完全是学者之间、文人之间的“君子之交”。我们珍惜的就是这种“君子之交”。

说我与童先生是“君子之交”，货真价实。

一方面，它清淡如秋水———互相没有请过喝酒吃饭，走动也不多，连对方的家门都认不清楚；偶尔因事造访，一杯清茶，半日热语，离不开学术；彼此互赠礼物，唯有各自的著作或新发的文章而已，道一声“老童，你是专家，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或“老杜，你熟悉这个领域，挑挑毛病”。

但是另一方面，它却纯如赤金。童先生有什么学术会议或是新书发布、作品讨论，总是邀请我参加，我也毫无顾忌直来直去陈说鄙见。前几年，我们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召开关于拙著《价值美学》的研讨会，童先生专门准备了长篇发言，侃侃而谈半个多小时，长处短处一一道明，真切中肯，使我深受感动。平时遇到什么学术上的问题，我们往往立即通过电话或“伊妹儿”毫无保留地交流，亮出的都是坦诚掏心窝子的想法，理解、赞赏，或者争论、交锋。有些观点可以达成一致，从对方获得学术知音；有些观点不一致，各自坚持意见，再进一步思考、研究。总之一句话，全为学术，不掺杂学术外半点儿杂质。

我与童先生常常是在各种会议上或是学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相见。前些年我还没退休的时候，会上见面的机会多，相对直呼其姓，前面加一个“老”字：“老童！”“老杜！”十分亲切。就在童先生去世前整整两个月，即2015年4月14日，我俩应邀到清华大学参加第三届“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颁奖大会，同车一路。见他脸浮肿，我嘱咐他保重身体。他说：“我们这把年纪了，总有那么一天。但是，我总想，死也要在讲台上，那是最好的去处。”对童先生来说，一辈子教书，讲台是神圣的。

那天我问他最近做些什么，他浮肿的脸上泛起笑容，兴高采烈地向我报告他今年的“大丰收”：除编好了十卷“文集”马上出版之外，还有四本书也要印行。我向他祝贺。他说：“后面的时间，我要搞创作。”我知道他出版过长篇小说和散文集，便问：“又要写长篇？”他立即摆手：“不不，这次搞的是‘穿越’性的儿童文学，也可以拍成电视。我的设想是：一个现在的孩子，‘穿越’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做齐白石的徒弟，成为国画高手，发生了各种有趣的故事……为此，我专门研究了齐白石，还写了一篇长长的学术论文发表。”我刚想问他关于齐白石的论文发表在哪里，但却插不上嘴，他兴致勃勃地继续说自己的话题：“你看，英国的《哈利·波特》红遍全球，每年光从中国就拿走两个亿，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可以做……”童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天真得像个孩子。直至车到了清华大学主楼，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之中。

这 几年与童先生见面最多的，是在学生答辩的时候。连续数年，童先生的一二十位博士生毕业，我总是答辩委员会的“常委”，而且都受命当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要求非常严格。大前年，童先生一共有三位学生参加答辩，也是我主持。评委们对其中一位同学的论文提了一些不同意见。我表示，论文答辩可以通过，但论文必须认真做一次修改。童先生作为导师说话了：“我建议你们这次不要通过，让他一年后再来答辩。”在童先生的坚持下，这位学生一年后再次走上答辩席，最终，获得了优秀论文的答辩结果。

今年初夏，离学生答辩还有一个月，童先生就早早托人给我打电话，约定学生答辩时间。我欣然答应。

5月30日下午我们如期相见。看见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我很高兴，直夸他“身体恢复得真好”。

他得心脏病抢救过来之后这两年，我们见面时，总觉得他脸有些浮肿，精力也不济。两个月前那次清华开会，虽然他兴致勃勃“痛说”愿景，但他的脸明显浮肿得厉害，心中暗暗为他的身体担心。然而5月30日这次学生答辩，忽然见他似乎恢复了几年前没病时的老样子，脸不肿了，说话语速快了许多，腿脚好像也有力气了。晚饭时，他话很多，讲了许多有趣的事。语速虽不是那么快，但也算得上滔滔不绝。直到晚上八点，才散席。他拉着我的手一起出饭店，并且亲自送我上了出租车。临别前，他说：“明年还有两个学生毕业———是最后的博士生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你们山东老乡，素质好，潜力大。明年你一定要来给他答辩啊！”我说：“没有问题。”他向我招了招手：“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言之凿凿，情之切切。话犹在耳，他人却没了。

谁能想到，这次相会竟成永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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