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又整理出《厚父》、《封许之命》、《命训》等六篇战国竹书，此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辑，其中除《命训》见于今本《逸周书》外，其他五篇皆未见于传世文献。
早报记者 徐明徽
2008年，2500多枚写于战国时期的竹简由校友捐赠给清华大学。这些竹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从2010年底开始，清华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年出版一辑，收录对战国竹简的最新研究成果。近期，《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辑终于出版了。
此次整理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六篇竹书中，有五篇都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其中《厚父》、《封许之命》是失传千年之久的《尚书》篇目。
孟子引用过的《厚父》
由13支简组成
《厚父》记录了“王”与夏代后人的对话，篇中文句曾被战国时的孟子援引；《封许之命》是周成王封吕丁于许的册命，成王所赐车马器、鼎彝正是周初“分器”之开端。
“记得当时看到一支简，上面赫然有‘作之君，作之师’等字样，使得大家很兴奋，因为有关文曾见于《孟子》，而且是明确出于《尚书》的，我们迅速记录下来。这支简，就是最近整理注释的《厚父》的第五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曾回忆整理《厚父》时的情景。
《厚父》由13支简组成，第一支简上下两端残缺，其余简皆完整无缺。简的背标有序号，依次为“一”至“十三”，最后一支简的背后有“厚父”二字，所以取为篇题。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向早报记者介绍：“《厚父》全文只有短短数百字，但是内容丰富文辞典雅，对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厚父》通篇为“王”与贤人“厚父”的对话。在两人的对话中，王通过追溯夏代的历史，指出勤政、用人、敬畏天地等方法对于永保城邦的重要性，并且向厚父介绍了自己当下的作为。厚父则提出了如果君主颠覆德行、不守常道，则会产生严重后果，君主应当畏天命、知民心以及遵守各种德行。
《厚父》篇中有关“天命”“德”“民”等叙述，与传世《尚书》中《周书》各篇的思想类似。特别突出的，是《厚父》强调了“民心”。简文认为“民心难测”，民心的向背，关键在于“司民”者即君长官员们能否“好学明德”。
刘国忠说：“《厚父》虽然没有出现在目前传世的百篇《尚书序》（尚书目录）中，但它一定是《尚书》的组成部分，因为孟子曾经引用过该篇的文句，并且称之为《书》”。
“伪《古文尚书》把这段话编进《周书》的《泰誓》是错误的。这篇孟子熟读而赵岐不曾见过的‘书’，实际就是《厚父》。《厚父》的简文中则明确地记录了‘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下民’这样一句话，可见孟子正是引用了《厚父》中的话语。”刘国忠教授说。
不过还有待考证的是，分析简文，厚父的先祖曾服事禹、启，可知他是夏朝世臣的后裔。全篇简文也以回顾夏朝建立后的历史以及夏朝灭亡的教训为主，从情理上说与厚父对话的“王”很有可能是商汤。但是《孟子》在引用有关文句时，却说这是周武王的话，而且文中很强调要戒酒，也与西周初年的情形一致。所以问政于厚父的王究竟应该是商的建立者商汤还是周的建立者周武王，尚待研究。
从《厚父》看，劝人戒酒其实从夏代就开始了。酒文化对夏代政治生活的影响深刻，夏代开国国君主动戒酒，末代之君嗜酒亡国。厚父是夏人的后裔，他与“王”的对话中用相当的篇幅谈到了酒：“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民曰惟酒用肆祀，亦惟酒用康乐，曰酒非食，惟神之飨，民亦惟酒用败威仪，亦惟酒用恒狂。”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赵平安教授认为，《厚父》中对于酒的认识和《尚书·酒诰》相似。《酒诰》所言“祀兹酒”、“不腆于酒”、“罔敢湎于酒”、“勿辩乃司民湎于酒”，无非是说酒是用来祭祀的，不要经常喝酒，不能沉湎于酒，要坚决戒酒。《厚父》也是说酒是用来祭祀飨神的，不能沉湎于酒，酒喝多了会令人失性发狂。
《封许之命》罗列了
诸多分封时用的礼器
另一篇属于《尚书》的篇目《封许之命》，是周王朝分封许国的文件，并罗列了诸多分封时的礼器。
“命”是《尚书》的一种体裁，在百篇《尚书序》里，属于“命”的有《肆命》《原命》《说命》《旅巢命》《蔡仲之命》《文侯之命》等多篇。
《封许之命》原本由9支简组成，虽然第一、四两简缺失，但全篇基本格局未受大的影响，篇名也是原有的。
《封许之命》是周王朝分封许国的文件，受封的许国第一代国君，名为“吕丁”。许是周代重要诸侯国之一，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就是许国的后裔。许国的始封过程历代典籍中都没有详细记载，只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中说：“吕叔作藩，俾侯于许”。
据《封许之命》，吕丁在周文王时已经任职，“司明刑”即法律，随后又“扞辅武王”，参与了伐纣的战事，立有大功。因此，他的封许，应当是在成王时期。封许的典礼十分隆重，周成王的赏赐品中有苍珪、秬鬯（祭祀用的香酒）、路车和4匹马。后者与《诗·崧高》所咏周宣王封申国，赐以“路车乘马”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周成王还赐吕丁一套“荐彝”，也就是祭祀用的礼器。器物名称较多，容易释定的有鼎、簋、盘、鉴等等，大都是青铜器。《尚书序》说：“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颁）宗彝，作分器。”看来周初分封诸侯国时有赏赐俘获的商朝青器礼器的传统，成王封许正是这样做的。刘国忠教授告诉早报记者：“近年在考古工作中，屡次发现西周早期墓葬内随葬若干商人的青铜器。不久前被报道的宝鸡石鼓山3、4号墓，随州叶家山的曾国大墓，都是明显的例子。对照《封许之命》，我们对这种特殊现象便可给予合理的解释”。
最早的“乘法表”
和八卦图都在清华简中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相传为孔子编订，从上古时期尧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史料汇集在一起，挑选出100篇形成《尚书》，可谓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课本”。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藏书，凡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都要集中焚烧。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朝博士官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流传下了28篇《尚书》中的篇目，被称之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末年，相传鲁恭王在曲阜的孔家壁中发现的《尚书》，因以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尚书》。然而在西晋战乱年间，今、古《尚书》全部亡逸。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尚书》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的《尚书》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版本编修。但史学界对梅赜所献《尚书》持疑，尤其认为古文《尚书》可能是伪作。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前所未见，引发学术界关注。
从内容上看，清华简中不光有《尚书》，涉及《诗》、《礼》、《乐》的材料都有。除了此次《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辑收录了《厚父》、《封许之命》这两篇《尚书》篇目，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至四辑中还收录了如《尹至》、《保训》等《尚书》类文献。“先秦《尚书》一类的文献非常多，除了百篇《尚书》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篇目，比如像《尹至》这样记录夏朝末年的政治社会状况的。”刘国忠教授说。
清华简的面世，还解开了诸多历史上的谜团。比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的《系年》，共138支竹简，记述了从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并揭开了秦人最早的居住地所在，应是今天的甘肃甘谷县西南位置。由于《系年》记载了许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事件，还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2014年，专家们还在清华简中发现了时间上最早的十进制算具实物——《算表》。《算表》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辑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将写有《算表》的竹简拼接之后形成一个表格，上面写有数字，采用的是十进制，利用乘法交换律原理，不仅能够快速计算100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乘除，还能计算包含分数1/2的两位数乘法。
我国广为人知的“九九乘法表”来自秦代的“里耶秦简九九表”和汉代的“张家界汉简九九表”等古代乘法表，而“清华简”上的战国《算表》不仅更早，其计算功能也远超过秦汉“九九表”。《算表》表明，我国在战国时期数学已经相当发达。
清华简中还整理出了《筮法》文献和《别卦》文献，记载了一种盛行于战国时期楚国、不同于《周易》的占筮办法。
《筮法》全篇文字分栏书写，并且附有插图和表格，体例犹如一幅帛书。简文详细记述占筮的原理和方法，包含大量以数字卦表现的占例。数字卦的形式与天星观、包山、葛陵等楚简中的实际占筮记录一致。其中，八经卦的卦名、数字卦的形式等与传统上所认为的商代《易经》的《归藏》一致，但是否说明该简就有可能是《归藏》，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别卦》则记载了六十四卦卦名，“对于《周易》卦象、卦名、卦序以及经卦的衍生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探索《周易》的起源问题有重大意义”，刘国忠说。
随着进一步的整理，清华简带给世人的惊喜还有许多。刘国忠教授介绍，目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已经在进行中，主要以记载春秋时期的文献为主，将会收录郑国名相子产的政治事迹。
“《厚父》全文只有短短数百字，但是内容丰富文辞典雅，对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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