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兼职博导的某部长与他指导的学生从未谋面，直到论文答辩，才算见了一面。
半个身子探入大学校园，想摘得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又因工作在身，事务多，很少如期完成课业，是在职博士目前面临的尴尬。
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念了四年在职博士的朱奇盛（化名）仍然没有毕业。他现在某中央机关担任处长。10万字的毕业论文对他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5年6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发布了“全面深化博士生教育综合改革”方案。该方案中的“在职博士生比例在10%以下”和“减少兼职导师数量”两条规定引起广泛关注，而方案的其他内容，几乎被舆论忽略。
朱奇盛突然发现，自己“想读书”这个简单意愿的“正义性”，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就连我这个只管一小撮事儿的处长，想毕业都这么难了，高官（毕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朱奇盛说。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近十年来，已有十多所高校先后开始限制在职博士招录数量。而几乎所有鼓励培养在职博士的官方政策，也都止步于20世纪。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在职博士与兼职博导变成了遭人诟病的角色？而简单地将博士教育改革的板子打在“在职博士”与“兼职博导”的头上，真的就合适？
在职博士的“难产”
区分在职博士的关键因素，是人事档案与工资关系是否留在原单位。大多数在职博士的学习方式是非脱产的，即“边工作边学习”。从就业形式上看，在职博士属于“定向就业博士生”，即毕业后仍回到原单位工作。除此之外，在职博士与其他非定向博士无异。
半个身子探入大学校园，却想摘得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更像是不少在职博士的算盘。
1981年11月26日，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共151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812个，博士生导师1155人。30年来，全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逐年扩张。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迄今共培养五十多万名博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随着博士体量的增大，在职博士随之壮大，通常分布在二三线城市的普通高校及受官员、企业老板偏爱的人文社科类专业。
据多位受访的高校博导表示，高校教师与公务员，是在职博士中最常见的两个群体。在与朱奇盛同班的15名在职博士中，一半是教师，一半是公务员。而包括朱奇盛在内的所有的“公务员学生”，都交不出论文，延期毕业了。
“能够把必修课上完，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高校要求他们用一年时间上课，其余时间完成博士论文。“10万字以上的论文，今天写明天放下，很难写完。”据称，他一位师兄的论文一拖就是八年。
而能否严格把关，导师间因人而异。河北大学一名不愿具名的教授多年前也曾带过在职博士，是一个地方的科级干部。而带过这一个之后，他断然回绝了所有的官员读博请求，“不敢带了，免得麻烦”。
“官老爷难伺候。”他回忆称，当年为了照顾“官老爷”，学院将周三、四的课程特意调到了周末，自己还亲自操刀，改“官老爷”的论文，“把脸都熬得蜡黄蜡黄的”，才勉强通过了。“论文肯定是他自己写的，不是枪手，因为水平实在是……”
在这位博导看来，“带官老爷”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虽然带着他，但他的学识、价值观方面也没有多大的提高，我带他干嘛？”
这种把关不严的现象近年来有所好转。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介绍，以其所在院系为例，目前所采取的导师组制度，一个导师已无法决定博士的命运，也因为把关正在变严，在职博士顺利毕业变得更加困难。
招生政策，从松到紧
产出低，把关难，是高校在职博士教育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最为社会所诟病的，是“官员读博士”。
许多官员的高学历以在职方式获得，已成不争的事实。多名拥有在职博士学位的高官落马，更是引发了一次次的舆论地震。
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党校干部班学员出身，却于2006年拿到苏州大学在职博士学位证。2008年被双规的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在北京工作的同时，两年内在位于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
而回顾中国博士教育的三十多年历史，在职博士一度还是被提倡的、适应发展需要的“先进制度”。
“在职博士”这一概念由教育部于1982年首次正式提出。此后，对于“在职博士”，“鼓励、鼓励、再鼓励”的基调维持了十年。
1987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国家教委”）再次下发通知，明确要求“今年各研究生院录取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在职人员的比例应高于去年”。
直至1992年12月8日，在原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鼓励在职人员攻读硕博，已被提上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方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层面上的在职博士招录政策，始终停留在它曾经辉煌的顶点，激昂的鼓励政策再也没有出现。
而就在此时，在职博士开始受到公众质疑，各高校开始逐步收紧在职博士的招生规模。
最早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的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2003年，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以宁表示：“无论是什么地方的副市长或者企业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都要顶住压力，不招收在职博士生。”
此后，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相继控制在职博士比例，甚至彻底关闭了在职博士的入口。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39所985高校2015年的博士生招生章程发现，其中5所高校明确规定“不招收”或“原则上不招收”不能全脱产学习的在职博士；13所控制了在职博士比例；3所虽未明确比例，但规定了如“每位导师最多招收一名”的限制条件；其余18所既无明确比例，也无限制规定。
负责多年研究生工作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石义彬教授表示，近年来该校招收的在职博士，尤其是官员博士数量已在大幅下降，基本上一个专业仅招收两至三人，或者不招。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产出不够。”石义彬称，由于在职人员，尤其是官员、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基本都“读不下去”，“十个里面有五六个都不出来”。
看守“看门人”
据多名受访者介绍，兼职博导的问题也仍然出在把关上，尤其是“官员任博导”难以免于责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一些部委与部属高校联合办学，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阶段，到高校兼职的官员也逐渐增多，并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表示，此次改革中取消兼职博导资格的，包括一些正部级和副部级官员，兼职博导已从150人左右减至100人左右。
兼职博导并不仅指“官员博导”，一位博士生导师受聘在多所高校招收博士生，在国内和国际都比较常见，也属于“兼职博导”的一种。
我国的博士生学术训练多半采取单一导师制，很大程度上，导师对博士生的学术命运有着“生杀大权”，是博士学位的“看门人”，因此也流传着“硕士看专业，博士看导师”的说法。
鉴于导师地位之重，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世界经济学学会理事王福重称，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兼职人士哪来的精力带学生”？
王福重曾目睹一位部长身份的兼职博导来学校“视察”，“大家就陪着，毕恭毕敬的，其实他指导的学生从来没见过”。论文答辩时，一旁的老师介绍称，“部长，这就是您指导的博士，您跟他合个影吧”，才算是认识了。
但不能排除这是“两情相悦”的双向选择结果。“现在的学生，特别是报博士的，功利性明显。”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展江表示，不少学生看中导师背后的资源。
就连“博士生导师”这一教授级别本身，也受到多名教授的质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博士生导师的遴选需要经过国务院批准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随着导师队伍的增大，至1999年，遴选权全部下放至大学。在中国，博导是一个凌驾于教授之上的，更高一级的头衔。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终身博导严文蕃在国外担任博导二十多年，他介绍称，在美国，凡是博士毕业留校任教的，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正教授，都有可能成为博士生导师，“教授的级别与博导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
国内高校也在逐步引进国际上的做法。2007年，北京大学取消了“博导固定资格制”，即不再限定博士生导师必须是教授或者副教授，只要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讲师也能当博导”。清华大学在2012年推行了类似改革。
谁在学，谁来教
“目前国内的博士教育，入口、培养、出口三个阶段都存在把关不严，没有责任制约，社会上也很少监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顾海兵称，官员博士、博导问题的背后，是博士生质量把控，以及学校治理机制的缺陷。
在季建业被双规之后，展江就曾发表过文章呼吁：“此风不刹，昔日的象牙塔斯文扫地，教育面临双重行政化。”但对于在职博士的限制，展江认为不应“封死”，在职读博对于博士生就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教师这部分群体完成学业任务上不存在大问题。
而身为公务员的朱奇盛感到有些委屈。“我身边有的人读在职博士是跟风，也有人想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增加一些筹码，但本能地爱好读书就真的错了吗？”
虽然未能按期毕业，但朱奇盛觉得，至少在校读书的压力能督促自己，不敢懈怠。甚至他认为自己反而能比在校园里闭门造车的学生做得更好。“我们有实务基础，更加知道哪些问题是需要研究的，也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去研究。”
对于“一刀切”的控制数量和比例的做法，也曾有过质疑声。2007年，厦门大学不再招收不能脱产的在职博士之后，《光明日报》曾发表评论称，“在职博士这种教育形式本身并没有原罪，如果为了提高博士教育的质量，而废弃了在职博士教育本身，无异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
“并不是说官员就不能读，而是应该鼓励他读。他有热情吸收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严文蕃认为，这是一个鼓励终生学习的时代，“这是学校的问题，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官员读书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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