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随着各地高考成绩的陆续发布，有关“最牛高考班”、“状元”等“后高考时代”的话题讨论不绝于耳：“武汉最牛高三班”、“长沙最牛高考班”、“长春最牛高考班”……多地涌现出来的“最牛高考班”引发广泛热议;长春一中考考场外，六位今年的高考生举牌销售“状元笔记”;安徽考生3000字文言自荐上南京大学，但他今年高考考分还未达当地本二线。这类事件引起各类媒体热议之后，更在呼唤我们冷静思考：教育到底该培养学生怎样的价值观?

日前，多地涌现“最牛高考班”。武汉华师一附中高三(28)班，44个学生参加高考，9人被保送清华北大，25人通过清华北大自主招生考试，剩下的10名学生全部分数超过600分。长沙长郡中学1201班全班64人，其中保送清华、北大10人;54人参加高考，预计北大、清华上线32人以上。

对于“最牛高考班”的出现，舆论可谓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体现了“牛班之气质、精神、学风、氛围”，也有人认为谈“最牛”还早了点，都是“考试机器”!有评论指出，学生往往在入校的时候就是全校成绩最好的，配备的也是全校顶级的师资力量，辅以全校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些孩子不可能考不好。“最牛高考班”是“掐尖”乱象下的牛气，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教育公平鸿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过分追捧分数高的考生是不正常的。一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有利于其以后职业和人生发展，但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只关注分数的高低，对能力和素质的关注倒在其次。”诚然，分数并不是评价一个人的唯一指标，也许当最优秀的考生来自各地不同的学校时，那才是教育的常态。

6月28日，长春市一中考考场外，六位今年的高考生举牌销售“状元笔记”，贩卖考试成功学。据悉，贩卖笔记的六名学生中，有五人考上清华，一人接到港大录取通知书。面对如此优秀的考生，家长们纷纷前来购买、询问。对于“状元笔记”，质疑的声音不断：状元笔记不应追捧;不可迷信状元笔记;状元笔记背后是低俗的考试成功学;状元笔记折射低俗的成功观，等等。但也有评论指出，在以分数论成败的当下，“高考状元”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状元笔记”引发一些家长和学生的购买兴趣，不足为怪。

此前，曾有一项调查显示，“恢复高考以来的1000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这与高考后对高分状元的热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状元笔记”的热销恰恰是对当前教育现状的真实反映，折射出家长对孩子成才的焦虑。家长要帮子女成长、成才，就应多从家风和家教方法入手，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成功观。毕竟“分数”、“状元”并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准则。

安徽省郎溪中学的高宽今年高考考分未达当地本二线，却以3000字文言《上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书》获得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莫砺锋老师在认真阅读了高宽的书信后评语道，“该生读过不少书，文言也写得中规中矩，是个读书种子。”但高宽高考分数只有493分，莫砺锋老师的后半段点评，颇为惋惜，“在现行制度下，这种情况(该考生未达本一线)基本上没有任何渠道可走通。”

每年高考后，可能都会“冒出来”几个“偏才”、“怪才”，我们常常诟病现行招生考试制度存在种种弊端、唯分数论，那么到底如何定义“偏”和“怪”的人才?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2013年曾发文表示，“对于大学招生来说，在全国统一高考录取模式下，因为只有高考分数一个参照系，所以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要么意味着他(她)不是优秀学生，要么意味着偏和怪。”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因此，在思考教育到底该培养学生怎样的价值观这一命题时，我们的家长、学校、媒体、社会都应该冷静下来，给“最牛高考班”、“状元”降降温，冷静思考在深化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在人才评价体系趋向多元完善的进程中，怎样给予学生更多科学的引导，为人才提供更多样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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