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的全国高考，被称为“高压线”“碰不得”，但事实却是，总有人试图触碰，总有人跃跃欲试。不久前结束的高考再曝舞弊案，江西警方根据记者举报，把雇人替考的学生李士雨从校园带走。当事人回忆，当时的李士雨“非常愕然”，因为从老师到考场，“之前明明都打点好了”。

而作弊行为，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的高考中，自去年10月起，东亚地区美国高考（SAT）考试因为中国考生的大面积舞弊，已经连续数次被延迟。近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政府还因为替考案公开起诉了15名中国考生。

无论在什么考试制度下，无论处罚多么严苛，总有个别学生、家长心存侥幸，试图挑战底线。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替考、舞弊接连不断，谁该为此负责？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总编辑陈志文。

“实际上是家长舞弊，家长替考”

记者：高考是最严格的考试，考生作弊行为却屡屡发生。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当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陈志文：学生舞弊，出资者是家长，操作者是家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家长舞弊，家长替考。而缺乏底线，是根本的社会原因。当孩子上学成为头等大事时，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就变得多起来了。当下最亟待解决的，首先是加重惩罚。比如一次作弊，就剥夺其受教育权，还会有多少人铤而走险？

程方平：从近些年高考作弊屡禁不止的情况看，首先是社会上还一直存在对作弊的畸形需求。其原因一是“服务”提供者利用了考生及家长对高考作用的迷信；二是行政、法律的制裁力度有限，犯规成本远小于双方作弊的获利；三是除少数现代化大城市外，在一些市县对作弊的监控仍比较薄弱，缺少多部门协同、有力的配合。在目前的情况下，高考作弊还属于“违规”，而非“犯法”，惩治的力度不足以产生有效的震慑，其巨大的社会危害也未能被广泛认识，以致参与作弊各方都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即便被抓，也无碍根本利益。所以，最亟待解决的是马上立法，要拿出对待“酒驾”“吸烟”的立法态度对待这一关乎中国教育、中国社会公平、中国诚信体系的大问题。

“需要明确有力的惩处和诚信记录的约束”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弊是由于我国诚信体系的建立尚不完善，导致不少人有侥幸心理。杜绝作弊这道题有解吗？

程方平：有。一个国家诚信体系的建立，不能仅靠道德约束和个人觉悟，也必须有严肃的法律与之相辅相成。只要有法可依、认真执法，违法的非正义就首先得不到支持；其次，有明确有力的惩处和诚信记录的约束，作弊者自然会“算账”，并退避三舍。很明显，在建设诚信体系等方面，我们还有亟待加强的地方，但并非不能迎头赶上，关键是愿不愿意尝试和作为。

陈志文：无论在哪里，舞弊都是违法甚至犯罪，并不是诚信调整的主要范围。当人缺少底线的时候，就无所谓什么考试了。中国越来越多的孩子参加美国高考，不少家长于是盯上了美国高考。但是美国没有中国高考监考严格，造成了一些可乘之机。几乎每逢SAT考试，必发生大面积舞弊，据报道，去年有5000多人因舞弊被取消成绩，其中多数是中国学生。托福考试，一些考生因为国内监考严格竟然不远万里跑到美国去考，目的就是舞弊。这次美国马萨诸塞州起诉舞弊学生，我认为是一件好事，起码可以警示很多人。当然，除了严惩外，最核心的是解决人的底线问题。在香港SAT考场，培训机构公然拿着即将开考的题到处散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好的广告。

舞弊与考试本身无关，要构筑的是信用

记者：杜绝舞弊，还需要跨越哪些障碍？

陈志文：如果不严惩，不解决社会底线问题，再理想的高考状态也不能杜绝舞弊行为本身。美国大学是申请制，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仍然会有舞弊现象？

很多人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导致舞弊的原因之一，我认为这完全站不住脚。舞弊和考试本身无关，无论是中国高考，还是美国高考。

学生们并不是因为考不上才舞弊，现在全国高考计划录取比例已经超过75%，但是人人都想上北大，现实吗？违规就要重罚，当然，更重要的是从道德、传统文化等底层重新构筑大家的底线与信用。

程方平：最理想的高考状态，就是公平公正、有法可依。在这方面，中国的教育界、考试界已经有了许多积极的尝试。目前，必须跨越的观念和制度障碍包括：

首先，突破对立法的错误理解，可根据已有的共识和原则，尽快出台《考试法》。如果有了这样的法律，不仅有利于高考，也有利于公务员考试、专业证书考试等，更有助于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其次，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已多年，但机会与资源多偏向正规化、公立与所谓的名牌大学，这是很不理智的。因为，多元化、容量大、成本低的地方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民办大学、网络大学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关键是加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学历互认，就可以激活与融通很多高效、低价的教育资源，解决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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