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30人论坛与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合作，将于下周举行“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专题论坛。此次会议主题是“教育公平”，我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于是决定谈谈思虑已久的“211”。考虑到会后将努力形成“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建议报告，这就决定了我不能只谈理想。凡属提案，除了辨析利弊，更得考虑可行性。而任何教育政策的制定，都牵涉发展的动力、方向、成本以及效果等，不能不“精心计算”。
我所理解的中国大学均衡发展，不是两千所高校肩并肩齐步走，而是承认差异，选好突破口，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尽快地补上短板。若过分强调平等，一切推倒重来，不仅费时费力，还将导致更大的腐败与混乱。在目前“211”、“985”、“2011”这三大工程里，比较好改造的还是211。基于此设想，我先借《文汇报》抛砖引玉，而后将在论坛上从长计议。
——陈平原
我早些年曾以《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为题，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广州等地做过演讲。此讲稿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第十一辑上。文章用10个关键词，建构起我对此前15年中国大学的叙述及论述框架。这10个关键词分别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北大改革”、“大学评估”、“大学故事”。
在“大学分等”这一节，我专门谈到，1993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促进中国大学发展的“211”工程，以及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讲话，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得到“985”工程经费支持的大学，简称为“985”工程大学。这两个教育工程的具体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不啰嗦，但我文中提及：
其实，“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就有“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分别。先是1954年10月，政府在《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中，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6所学校为全国性重点大学；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后来，又有“部属大学”和“省属大学”的区隔。
换句话说，大学分等不是现在才有的；只因公众越来越关心高等教育，而不同等级的大学所得到的经费支持差距越来越大，这才引起如此公愤。
2012年，我应河南省委省政府邀请，到一个专题论坛上做过一次主题演说，题为《中原崛起，何处是短板》。其中，我谈及人口大省河南高等教育的困境：
除了大学少、毛入学率低，河南高等教育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一亿人口的大省，居然没有一所国内一流大学。比起周边省份的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来，河南唯一挤进211工程的郑州大学，也不具有优势。去年十月，我与河南大学合作，召开“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方才得知这所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学，不要说985，连211都没进去。在学界工作的朋友都明白，进不了211，意味着这所大学的教授与学生，要想做出好的业绩，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作为一所百年学府，1952年院系调整后，河南大学一落千丈，此后历经沧桑，几多沉浮，最近二十年虽处上升通道，仍未能重现曾经的辉煌。据《河南大学校史》称：“1944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综合评估，河南大学以教学、科研及学生学籍管理的优异成绩，被评为全国国立大学第六名”。一次评估不太说明问题，但民国年间的河大，在全国学界的影响力，确非今日的河大所能比拟。
我知道穷省办大教育的难处，可我还是认定补上“大学”这个短板，对于河南来说至关重要。下面这段话，据说让河南子弟读了以后热血沸腾：办大学的目的，不仅是出人才、出成果，更是出精神、出气象。大学的多与少、高与低、好与坏，不仅关乎劳动力素质，还牵涉河南的文化形象。让更多的中原子弟知书达礼，走出去，有文化、有信誉、有尊严、有精气神儿，这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到那个时候，所谓“中原崛起”，才算是真正实现。
当然，说话总比做事要容易得多。回北京后，我联络了好几位河南籍的官员及著名学者，想为河南大学进入211工程做点事。最后发现无计可施，因教育部封死了，谁也不能动。
从管理角度看，“封死”是最容易做的事，可省去很多麻烦。但对于河大等原本很不错、但因各种原因没能进入211的大学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前年我发表《大学如何排名》一文，除了称985、211已被港台以及欧美、日本等各国大学作为判断中国大学的主要依据，而“当初教育部确定985、211大学时，明显注重应用性学科，而相对忽略更为基础的文理”，再就是下面这一段：
有了985、211经费支持，大学明显两极分化，入围的如虎添翼，落选的举步维艰。对于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这个状态并不理想。我也知道很多工科大学正努力转型，且取得很好的业绩；问题在于，那些原本基础不错且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如上面提及的河南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等），为什么不能得到更多的扶持呢？让教育部取消985或211不太现实，唯一的办法是，经过严格评审，逐渐增加211高校的数量，让那些奋发图强者看到“咸鱼翻身”的希望，并获得积极工作的动力。
也就是说，我不主张取消211、985，也不相信目前正积极推进的“2011计划”能作为“211工程”、“985工程”的升级版。说实话，重起炉灶，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很可能流弊更多。近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接受采访时称：“现在有的学校，没进211、985，并不代表我们不支持；有的学校的某个学科，的确是中国最好，我们同样支持它，服务社会发展，服务中国走向世界。”
我对此辩解不太以为然。因为，没能进入211而又具有中国最好学科，这概率太小了。而且，即便个别学科被吸纳进入“2011计划”，对于整所大学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今年年初，我接受国内一家媒体的专访，这篇《如何抹平高校间发展差距？北大中文系原主任陈平原：不是把前面的拉下来而是让后面的往上拱》，原标题很简洁——《“用增量办法来解决大学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且表达更为直接，用词更加到位。据说是报社怕引起争议，努力抹平棱角。比如，发表报道中说“这些年，我走访了好些原本很不错的大学，就因为没进入211工程，有点士气不足，发展较慢”，而原文其实是“就因为没进入211工程，士气低迷，举步维艰”。再如，在“中国大学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后面，本来还有一句“到了积怨甚深、对立情绪很严重的地步”。好在整篇专访保留下我最想说的一段话：
完全取消这两大工程，技术上有一定难度，更有一点，我们不能因追求公平而丢掉效率。中国2000多所高校本就高低不平，不该重新回到大锅饭时代。不妨用增量的办法逐渐抹平这个鸿沟：不是把前面的拉下来，而是让后面的往上拱。比如说，让211或985动态化，把一些学风正且办学基础较好的学校，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好学校往上推。若干年评一次，往上推一批，让后来者有奋进的动力。用增量的办法来解决不同大学之间巨大的差距，这样方能使中国大学的整体实力得到较好的提升。
其实，最关键的是211，那是雪中送炭；至于985，更像是锦上添花。重新开放211工程，逐渐吸纳一批办得较好的大学（尤其是中西部的大学），而且打破终身制，实行动态管理，我相信可以大大推进中国的高等教育。
我注意到3月11日教育部官方微博“微言教育”邀请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就高等教育公平、改革、质量有关问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张大良表示，教育部将安排专项经费160亿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作。这些年我在中西部好多大学走动，知道他们的办学经费确实在逐年增加。但在我看来，除了金钱，这“名分”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
我曾称抗战期间的“大学内迁”、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以及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乃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关键步伐。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时，通过扩展211工程，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高校，我以为不仅可行，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至于具体操作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差，可用制度及人事双重规约，不能因害怕出现混乱而裹足不前，也不必为211到底应该是多少所而画地自牢。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台阶，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踏上这个台阶
相关链接 高校分三六九等，何时才能休
985、211高校今后还会存在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议时表示，国家将继续支持985工程和211工程，但对两个工程的管理方式将发生变化。
国内诸多高校或挤破头也要上985、211，或囔囔着希望废除985、211，归根结底财政经费投入有关。关于这一点，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做过一个形象比喻：中国的大学有“娘娘、贵妃、答应”之分，河南大学就是那个“答应”。别说985和211相比于其他高校有资金支持的巨大差异，就连985和211之间都有不少区别对待。
985、211是“杀贫济富”
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建设一批学校，这些学校的发展可能会加快，但也人为造成了大学的三六九等，人为拉开了大学之间的差距，这对于大学的发展不公平。而且各地区拥有985、211高校的数量差别很大，河南那么多人口，仅有一所211高校，而985高校一所都没有，这些人口大省的公民难以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无疑也是不公平的。
另外，划分985、211的做法，容易形成错误导向，家长、学校为了把孩子送上清华、北大等985、211院校，给孩子不断加压，无形之中助推了应试教育。
人为划分985、211的做法是一种政府行为，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去行政化，希望中央推出措施，取消人为划分985、211高校这种“杀贫济富”式的做法，院校的级别也应该取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周烈
贵大63年投入赶不上浙大2个月
在管理体制和中央财政投入方面，中西部有13个省、自治区的高校长期被忽视，甚至被边缘化。包括河南、江西、贵州等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而在这些省份，高校总数超过600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近30%，在校学生总数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贵州大学在校学生6万人，人数超过绝大多数985、211高校，但自1949年至2012年的63年间，中央财政对贵州大学的累计投入为1.63亿元。这63年的投入还比不上我以前工作的浙江大学两个月的投入。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
用财政拨款“工程”支持高校办学，这种方式已落伍
通过国家财政拨款的“工程”来支持高校办学的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要实现财政经费对教育的有效投入，可通过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价机构等方式，将资金投入到真正有需求的高校和科研项目中去。而中国高校要真正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根本之策还是要改革高校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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