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数据支持、跟踪调查，人们可以明白不同类型高校、专业的问题所在，接下来出台的意见、建议才会更有针对性，高校也能根据存在的问题形成各自的课改想法。
一张渔网撒下去，渔夫期待捞到各种各样的鱼，但捞到的鱼总是品种过少。实际上，这不是因为渔网不好，而是方法不对。不同品种的鱼，分布的水深本来就不同，想要“一网打尽”，实在过于理想。
多年来，研究生课程也存在灌输式讲授、因人设课、大课过多等诸多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
日前，教育部下发《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致力于研究生课程改革。能够向前推进一步固然是好事，只是人们发现，这个大而全的《意见》想要将往昔的问题“一网打尽”，似乎搞错了一些概念，也少了一些让人最期待的内容。
重拉项目不等于重科研
重科研、轻教学历来是国内高等教育最为人诟病的话题之一。此次公布的《意见》指出，研究生培养要“切实转变只重科研忽视课程的实际倾向”。如果不细加咀嚼，研究生培养重科研、轻课程的“罪名”就此落定。那么，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轻教学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重科研却并不存在。”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高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眼下三年的研究生学制，第一年研究生时间被课程占满，第二年刚刚接触到科研的“皮毛”，第三年又要忙于找工作，用于科研训练的时间通常非常有限。
“很多导师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申请科研项目、经费报销、开会、出差和结题上，用于指导研究生做科研的时间可想而知。研究生们要么是自己在实验室里琢磨，要么就被导师委托给‘二老板’（课题少的导师）培养，谈何‘重科研’？”高山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
如果说教育部要规范的是研究生帮导师“打工”、帮助导师报项目发票等问题，尚且有理。那么，导师“重拉科研项目、拉经费”的行为又怎么能够与人才培养中的“重科研”画上等号呢？
究竟科研与课程的位置该如何摆正？
在北京化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研究生张仕林看来，研究生水平提高的关键在于科研实践，而不是课程。“因为要想提高学术水平，动手操作比学习书本知识收效更快。”他珍惜每一次进实验室学习的机会，也很重视每一门与课题相关的课程。
记者分别采访了一名传播学（文科）、一名数学系（理科基础学科）的研究生。前者表示，在理论学习之外，缺乏实践动手的机会；后者则希望弥补基础课程的“短板”，扩充课程学习量。显然，重视课程并不是所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急需”。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凯的体会是学生的知识系统性、科研实践能力都比较欠缺。但是，“研究生教育中，科研与教学相互渗透，从人才培养角度看，不该有非此即彼的对立”。
相反，科研是学生暴露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高山表示，研究类型硕士课程的开课思路应该是先在科研中遇到问题再拿到课堂上去讨论，并不是先去灌一堆知识，再凭着这些知识去指导科研。“与国内外研究生相比，中国研究生总体来说动手能力更差，如不在这方面加强很容易成为未来就业的短板。”
面面俱到却缺少重点
研究生课程中，究竟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仕林表示，大课（政治、英语、数学、专业基础课）占去了研究生课程过多的时间，“从低头玩手机的情况来看，就知道这样的课堂效果并不理想”。
侯定凯则认为，一些研究生课程爱用“XX学”“XX概论”这类不着边际的名称，让学生无法准确获知课程内涵，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方向和兴趣。
高山建议，将研究生课程开设权利下放到院系，防止学校定一个课程方案多年不变。研究生课程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在大而全的《意见》中，这些问题要么只字未提，要么只有寥寥数语的指导意见，湮没在几千个文字中无的放矢。难怪《意见》出台当日，部分网友建议，“研究生课程建设应先从学生、教师中调研”。
而《意见》背后的实证调研、数据支持，也是侯定凯最期待看见的内容，“因为有了数据支持、跟踪调查，人们可以明白不同类型高校、专业的问题所在，接下来出台的意见、建议才会更有针对性，高校也能根据存在的问题形成各自的课改想法”。
但是，这部分数据并没有反映在《意见》中。事实上，每年有大量各级各类的教育科研项目，都在就研究生教育质量、课程等问题开展调查，其中的数据可以为研究生课程改革提供参考。再回头看看这份《意见》，缺少了基于实证数据的政策文本应有的严谨性。
诚然，为了保障高校的自主权，主管部门出台过细的规定并不合适。然而，“现在的政策常用笼统的语言描述复杂的教育问题，这样的话语方式在忽略问题多样性的同时，也让政策落实失去了抓手。”侯定凯说。
侯定凯指出，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文本风格下，人们容易对议题本身产生质疑。大家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与决策者的初衷向左，课程建设便难以推进。“与其让众人猜度，不如抓重点问题叙述。例如，目前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如此行事，主管部门就无须再针对《意见》发表解释，课程建设的道路也会顺畅一些。
不能只往前看不往后看
就在《意见》推出后不久，湖北省启动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工作，经学校申请和省里推荐，教育部同意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大学、三峡大学等5所高校为全国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单位。
如此响应的方式究竟效果如何，现在谈还为时尚早。但就做法本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表示，这种教老师如何上课的方式，本身比较容易引起老师们的反感。加之，研究生课程、教师授课方式的差异性比本科要大，试点示范并不见得合适。
“从改革的角度来说，与其找试点单位，不如总结一下哪些学校、哪些专业的导师教学比较好，做好信息和经验的分享工作。”侯定凯说，研究生课程建设和改革的工作多年来一直都在许多高校中进行。事实上，各专业的教师还是很想知道同行们是如何设置、讲授和评价课程的，以及对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看法。
“如果能将老一辈优秀导师的教学经验积累、传承下来，提供给年轻一代的导师使用，比那些优秀教学奖评比之后，便将成果束之高阁，或一味推出试点项目的做法，要好得多。毕竟，改革不能只往前看、不往后看。”侯定凯说。
山东大学老教授冯大诚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他与记者分享了自己作为山东大学研究生在吉林大学读量子力学研究生班的故事。为期2年的学习，“中国量子力学之父”唐敖庆等大家亲自讲授，教师、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早年间的做法对于今日的研究生跨校、跨院系选课也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是1979年的研究生。据他回忆，当年的课程很少在教室中进行，更经常的是在导师家中聊天，一次聊一个话题，去之前每人都会有所准备，回去后学生们也没少看书。
显然，程方平所说的教学方式，更贴合《意见》中所提及的“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但是也超出了《意见》中“加强课程管理与监督”的“跑道”。而在他看来，对于研究生人才培养，主管部门发挥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精神，也许更有帮助。
专家观点
转换角色 服务师生
■侯定凯
接下来该怎么做，谁来监督，《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并没有明示。
比如，《意见》中有一条，“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政策措施，引导和要求教师潜心研究教学、认真教书育人”。谁来完善？谁来强化？谁来引导？让人产生了很大疑惑。
一方面，我们不能假设教师不愿意上课。实际上很多教师还是愿意投身课堂的，只是现实总会让他们失望。结果是，教师批评学生学习动机不端，学生则指责教师不好好教，最后变成了师生间相互推诿。在这种氛围下，推行改革的难度非常大。我们的政策设计应该更多从如何消除教学障碍、减轻教师负担等方面着手，从切实帮助教师心无旁骛地上课的角度来考虑。
另一方面，学生希望教师的教学活动有章可循，有一定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比如，让学生提早获知教学大纲，及时给他们反馈、指导。只有大家做事有计划、有规范之时，问责才会相对方便，不至于出现师生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这是质量保证的底线性措施。慢慢地，因为大家的投入，研究生质量也会越来越好。从这个角度说，这次《意见》的出台有其积极意义。
没有过程的铺垫而讨论教育质量，无异是缘木求鱼。在国外，人们可以看到有的高校教师的教学大纲会陈列在办公室的走廊上，供教师、研究生翻阅，这不仅是一个相互学习的办法，也发挥了互相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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