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季。明天（6月7日），900余万学子将从全国各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的一次“大考”。
不知不觉，高考已经走到了第36个年头。从1977年恢复开始，“定向分配”、“并轨招生”、“大规模扩招”、“自主招生”，高考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折射了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
回首过往，一年年高考改变了一代代人的命运。在奔腾的时代洪流中，裹挟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属于你的时代是怎样的呢？属于你的高考记忆又是何种滋味？
在2013年高考来临之际，我们走访不同年代的高考参与者，听一听他们讲述的“那个年代，我的高考”。我们希望通过截取高考的历史片段，带给参与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一丝借鉴，预祝学子们考出好成绩。
“选择高考就像搭错了车”
讲述人：唐天（1977、78、83年三届考生）
唐天，中牟县人，曾教过学，当过镇政府、县政府领导，回忆起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高考，这位老“考生”说，自己当时对高考非常“懵懂”，“高考改变命运”，就像“搭错了车”。
因为历史原因，不仅是我，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人，对高考都没有概念，去考试也是几个人一时兴起去的，跟约好一起去玩儿差不多。
对高考没概念，从报志愿就能看出来。1977年12月份第一次考试，1978年1月份出成绩，我不知道我考了几分，只听别人说全乡里只有我一个人过线了，我就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复旦大学图书馆系、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南开大学图书馆系等6个我听说过的学校，还不接受调剂，之所以报考图书馆系，是因为没书看，就想去图书馆看书。结果，那一年，没一个学校录取我。
第二次高考是1978年的7月份，我已经在中牟县一个初中教毕业班。这次去考试，还是大家约好一起去的，还有一部分是知青，因为第一次的经验，考完之后我报了河南大学，但是还没有录取。但这一次我聪明了，第二志愿报考了开封地区第二师范学校。这一年，我们乡里除了知青，包括我还有3个社会青年过线。到了开封二师后，我终于知道了“查分”这个概念，在档案里查到，我四门共考了179分。
1983年，我已经是有5年教龄的“民师”了，不甘现状的我又一次参加了高考。这一次，我考到了信阳师范学院，终于开始了新的人生。
回忆我的经历，我觉得当时高考就想“搭错车”，我一会儿爬上这个车、一会儿爬那个车，那时候考试，什么也不会，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我不相信“高考改变命运”这个话题，如果不是高考，或者我会成为一个农民企业家也说不定。哈哈！哈哈！
我总结，我之所以能够考几次都成功，可能与我家算得上书香门第有关，我家祖上曾经出过18个秀才，最后的爷爷那一代，还是慈禧太后召见过的“廪生秀才”，地位比较高，有2200亩封地，虽然家里破四旧时候存书都烧完了，什么也没有学到，比如考试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物理、化学，但是，除了语文、历史、政治之外，其他的都不会，数学是明知不会，而地理、物理、化学，根本都没听过怎么回事儿，但从评书、长辈那里汲取的东西，还是让我最终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高考，在我的眼里完全没有那么重要，这与一个人的天赋、命运有关系，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高考我都没有怎管过，一个上了个大专，一个读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无论人生路怎么样，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无论有没有搭错车，该走的路，还是会走的，特别是这个相对已经比较开放的时代。
“好好考，就能吃商品粮了”
讲述人：程韬光（1986年考生）
程韬光，河南邓州人，郑州市作协副主席。在1986年的高考中，他考上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那时候考上大学，意味着“干部身份”，“商品粮户口”，意味着“铁饭碗”。在程韬光看来，那是一个背负着整个家庭命运去奋斗的年代。高考，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1986年的七月六日，天气闷热。带着险些被高考预选淘汰的恐惧，我随着正式参加高考的学子来到邓州县城。黄昏的街道两边坐着乘凉的老人，一位慈祥的奶奶看着我们一群来自乡下中学的孩子，起身笑着说：“好好考，过几天你们就能吃商品粮了”。我走在前面，就应声：“那就成城里人了？”奶奶说：“是呀！你爹妈没给说？”
我低下头，便想起母亲为我进城参加高考在村里借钱的事，竟不由地哭了。带队的周老师走过来，板着脸说：“咋？没进考场就吓成这样？”我摇头，低声说：“不是，我爹昨日送我，对我交代，一定要考上大学，要不然一个左撇子在农村，将来连媳妇也找不来！”周老师愣了片刻，笑了：“啥出息！走，你晚上不复习了，县城影院在演电影《人生》，我带你去看！人生成败就在于这三天一搏！”一边说着，扯着我便走……我听到背后传来声音：周老师就是偏心！
人生第一次坐在电影院看电影《人生》，我在为男女主人翁悲喜的同时，不由想起高中三年的苦读岁月，还有令无数学子伤感的高考预选……
我就读一所条件简陋的中学，一个月前，三百农家子弟为了争取三十名正式参加高考的资格，在老师“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激励下，一个个“零抬头，无声音”地苦读……高考预选如期举行，成绩张榜的时刻，我忽然听到教室里哭声一片，同窗三载的同学将从此天各一方、运命不知……关键是许多同学苦读三年，最后连参加高考资格都失去了！当我得知自己侥幸以倒数第三名的成绩取得了正式参加高考的资格时，我真的害怕了！如果落榜，我如何向每一周都要跋涉数十里向学校送粮食的父母交代？如何向每次回家都喊我“大学生回来了”的邻居交代？还有一直对我“偏心”的周老师、一直看不起我的女同桌交代……我暗暗发誓：一定真正学起来，让自己一个月之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人生》的电影结束了，当我含泪走出影院时，忽然在影院外的墙角看见周老师，他竟依着墙角睡着了！原来，周老师舍不得再多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和周老师一起回到我们集中休息的地方，已是深夜，许多同学仍在“临阵磨枪”的读书……
背负着老师的厚爱和家人的期望，七月七日，我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一连三日，我都在亢奋的状态中，挥汗答卷……
多年过去了，当我如愿以偿地走进大学校园、走向工作岗位、走向城市里的家的时候，却永远难忘自己参加高考的时刻。历经磨难的高考啊！改变我命运的高考啊！正是经历了如此严峻而苦难的高考，使我如今置身职场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况且，我们的人生几乎每天都在经历着这样和那样的考试！
现在，我的孩子即将面临高考。这个年代上大学变得容易，可是大学教育似乎也已经面目全非。然而我想，对很多寒门学子来说，高考依然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一如当年的我。
“高考太关键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讲述人：王玉兴（1995年考生）
王玉兴，中牟县人，河南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曾就职三门峡电视台、人民网等新闻单位。
我高考是在1995年，恰逢高考开始实行“并轨”，所谓“并轨”，是指国高校实行探索的“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我赶上的，正好这个“需交学费，还不包分配”的节点，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非常珍惜这个跳出农门的机会。
为什么当时对高考心理有波动？那是因为，1983年后至1994年之前，国家实行的是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政策，只要考上大学，农村孩子就可以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成为国家干部。因为十几年的定式思维，高考，被称作与“当兵”一样的“跳出农门”的方法，因为只有成为“大学生”，户口、粮票等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所以，尽管心里不舒服，但并没有降低我们必须奋斗高考的目标。
我成绩并不好，所在的应届毕业班有78个人，我名次就是二十多名。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学校考大学的主力军是“复读班”，很多高中生做好的都是“高四考大学”的准备，高三的应届毕业生很少能考上大学的，而复读班的成功率接近百分之五十。因为没有绝对的自信，我报考了当时比较冷门的“播音主持专业”，这后来成为我“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两年的学习准备，我最后认识到，我怎么学文化课成绩也上不去了，但自己肯定不会永远在农村呆着。家里人明确告诉我，考不上学就回家务农。我用尽了自己所有的潜力，找到了我可以利用的极限信息，最终选择出了通过艺术类专业考试辅助高考改变命运的方法，并且有幸获得了成功。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同学们能通过考大学改变命运的，小学有两三个、初中十几个、高中一半左右，如果不是那一年我足够努力且运气特别好，我估计不会有现在的命运。
那年的高考实行的还是“标准分”，我不知道“原始分”多少分，只是按照标准为“532分”有了一个在全省考生的名次，最终以全县艺术类第一名的成绩叩开了了河南大学的校门，开始了我的新一段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每年3200元的学费换不来安置工作的好处，但毕业之后我还是很快和三家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最终到三门峡电视台工作了，而我的一些同学们，因为高考的分流，人生境遇相差了太多，“高考改变命运”的说法，我无法说我不感慨，它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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