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业负担从课内转到课外教辅材料大卖

史上最严减负令到底解救了谁

减负令后，家长迅速从兴奋期进入恐慌期

惠惠妈妈最近经常在微信中晒女儿的照片，每张都是惠惠放学后在外面跑着玩时拍的。“现在学校不留作业了，惠惠终于可以玩了。”惠惠妈说。

惠惠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上二年级。她是2005年8月底出生的，在班里是最小的。“整个一年级，我们下学后几乎没在楼下玩过，”惠惠妈说，“光是那个每天必做的‘黄冈小状元’就得花一个小时。”这个学期一开学，学校突然不留作业了。惠惠妈终于又看到了女儿开怀的笑脸。

不过，这两天惠惠妈又开始焦虑了。她发现，刚开始那两周家长们还在每天放学后热情高涨地组织孩子们一起玩，但是，这些天人越来越少了。前两天陪惠惠到好朋友家里去，发现人家孩子的书桌上摆着好几本练习册。

惠惠妈也马上跑到了书店，结果发现一、二年级的“黄冈小状元”早已经卖完了。“我一下子慌了，”惠惠妈说，原来人家已经开始暗中使劲了。

本学期一开学，北京市就公布了八条减负禁令，该禁令明确提出了“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三至四年级每天作业总量不得超过30分钟”；“小学语、数、外每学期只能有一次全校或全年级考试”等，因为其规定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被称为史上“最严”“减负令”。

但是，当大把的时间摆在孩子和家长面前时，很多家长像惠惠妈一样迅速从最初的兴奋期进入了恐慌期。

减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多年来，各地教育管理部门不断出台各式减负政策，但是，孩子们的负担却是越减越重，甚至有专家指出，学校负担多减一分，校外的压力就会马上增上两分。

从眼下的情况看，即使是史上最严的减负令也没能走出这个怪圈。

老师的暗示现实的无奈

家长不得不选择校外培训市场

与惠惠妈一样，赵先生的好日子也没过几天。

赵先生的孩子在北京市东城区一所著名小学上学，减负开始后，大人和孩子都很轻松。但是，不久前，学校召开了一次家长会，在简要介绍了减负的意义后，老师话锋一转，说了下面一番话：将来跟咱们竞争的不仅仅是学校这几个班的孩子，还有全北京市、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多学点儿怎么能行呢？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是一种暗示：学校虽然不留作业了，但是家长不能放松，要在课外给孩子补课。”赵先生说。

老师的暗示非常起作用。

梁女士的女儿在海淀区一所小学上一年级，前两天接孩子时，一位家长问班主任：“我们要不要买点儿练习册呀。”这位老师沉吟了一会儿说：“您怎么做我不知道，反正我给我女儿买了，我们每天都做。”

没过几天，梁女士发现，这个班里有家长利用自己的学科特长，开了英语班和数学班。

梁女士也给女儿报了课外机构的一对一辅导，每天放学之后有专门的人把孩子接走，对当天的课程进行复习和预习，周末还会有专门的老师给女儿教数学。

有人说，中国的家长是典型的“墙头草”：平时痛恨各种应试压力，都希望孩子能轻松些，但是一旦发现谁家的孩子上了辅导班，或者知道别人家的孩子学了什么，立场马上就会摇摆，直到给自己的孩子也报了班为止。

“给学生减负是件好事情，如果一般家庭的学生及家长去落实这些措施，得到一个看上去美丽、轻松的童年，那么肯定会有个比较悲催的成年。”在家长论坛上非常活跃的张先生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家长的心态。

其实，“考试”是让家长们摇摆不定的根本原因。一位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在学校门口对记者说：“现在轻松有什么用？考试难度没变，录取分数线没变，这么轻松下去‘小升初’的时候怎么办？”

“减负或者不减负，考试就在那里。”张先生说。

有些家长也很无奈，李女士的孩子正在读一年级，她告诉记者孩子每天3点多就放学，双职工家长不方便接孩子，多是老人和课后托管班接孩子，“结果孩子早放学了就是放羊状态！不给他报个班怎么办呀？！”

教辅卖到断货辅导班供不应求

校外辅导市场顺势火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经说：“每当教育部门要求学校减负，最高兴的就是社会培训机构了，前去报名的家长更加踊跃。”

这句话又一次应验了。

自去年以来，北京市出台了史上最严的“禁奥令”，不少培训班倒闭关张，2012年的夏天，成了培训市场有史以来最冷的“冬天”。

不过，这次“减负令”却似乎又把这个市场“唤醒”了。

北京多家培训机构的咨询人员都对记者说：“最近咨询小学生辅导的家长明显增多。”某著名培训机构针对一年级的课程一共有150个班，现在，大部分的班额都已经满了。

为了吸引更多家长带孩子来报名，这些机构纷纷推出了更加适应减负后家长需求的服务，记者听到一家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这样对家长说：“学校减负学的东西少了，教的浅，家长可以把孩子送来学课外的延伸课程，因为学校的选拔性考试也会涉及到很多课外的知识。”而另一家培训机构的咨询人员则这样对家长说：“针对现在学校放学早的情况，我们特别免费为一对一培训的学员提供托管服务，我们这里会有班主任看班，辅导功课，不限时间。”

还有的机构推出了每周两次的晚间班。

记者了解到，这些辅导课程价格不菲，一对一课程的收费是每小时100～200元之间，15人班次的收费是每课时121元。但是，价格并没能挡住家长们的热情。

除了火爆的培训班，教辅材料也在大卖。

在首都师范大学门外的一个小书店，虽然店员表示教辅一直都卖得挺好，没有因为减负出现特别的变化，但是诸多小学都曾经使用过的“黄冈小状元”练习册却已经脱销了。

黄先生在网上给上一年级的女儿订了全套的“黄冈小状元”，“平时订货一两天就能送到，现在快一星期了卖家还没发货呢！”黄先生说。

学校减负也打了折扣

一声减负令下，家长将孩子们送进了校外培训市场，课内减下来的负担，在课外又给加上了。但是，更令人无奈的是，课内的负担也并没有真正减下来。

“我女儿现在每天晚上还是要写作业，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每天都有。”黄先生说，唯一的改变是，以前老师留作业都让孩子们记在专门的“记录本”上，现在让孩子们记在了脑子里。

“而且老师在家长接孩子的时候也会嘱咐：即使不留作业也要让孩子们每天做做口算，背背课文，预习几页数学……”

很快，家长和老师之间形成了一种约定，家长们会在孩子预习过的书页上签上名字，在记录本上写下孩子在家做过的作业。

“老师虽然在记录本上不再进行批改，但是会时不时听到老师提醒那些完全放手的家长：多给其他家长打打电话，看看他们在家是怎么指导孩子学习的。”黄先生介绍。

面对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怀疑减负政策是否能够真正实施。李女士介绍，其实不让考试排名的政策早就有了，但是孩子在学校的排名到底怎样家长们都很清楚，“虽然学校不会采用张榜的方式对学生成绩进行排名，但实际上，老师会说今天有几个100分、几个99分……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在班里的排位一下子就能算出来了。”

家长和学校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但是这种默契却伤害了家长和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间的信任。这种默契越多，家长们就越焦虑。家长们没有别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孩子加压。

在北京西城区一家小学担任一年级班主任的张老师说：“搞素质的就怕考试，这似乎是教育的一道死穴。不少起初推崇素质教育的老师在各方的舆论和压力下，终改初衷，又开始旧调重弹。考试仍然是衡量学生优劣的主要手段，教学成绩依然是学校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时的一个重要指标。双方面的压力让我们只能继续在老路上走，素质教育知易行难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析：过去10多年来，教育部门一直试图通过高考科目的调整、课程难度及考试难度的调整来减轻学生负担，但事与愿违，学生的负担反而越来越重。问题的根源是，我国高考的录取制度仍旧实行按照学生的高考分数结合志愿进行录取，在这种制度下，“哪怕高考科目只考一门，学生的负担也会十分沉重，”而且考试焦虑会加剧，担心一有闪失就可能影响终身。

熊丙奇说，不顾高考制度对学生成才观念、家长教育观念的影响，却以为只要课程难度降低、社会机构和家长配合，就能营造出素质教育的环境，显然只是幻想。

“有媒体称这将是史上最严的一次减负令，在我看来，这也是最无奈的一次。”熊丙奇说，如果不打破当前应试教育下的题海战术模式，十年之后学生负担重的问题还会存在。

一位专家指出，学校教育仅仅是整个教育中的一个环节，当我们仅仅给学校教育减了负，而同为教育环节上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没有相应的措施跟上，其结果只能是把其他环节的功能也异化为学校教育。

黄先生家住在一所师范大学附近，减负后的一天他开着车带着女儿在家附近兜了两圈，希望能找一个书店，让女儿在里面看一会儿书，结果方圆几公里只有一个卖教辅的小书店，原来一个挺大的综合书店已经变成了“稻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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