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8日的湖北省秭归县职业教育中心实训车间。 中国职业教育的生源，仍被视为处在应试分流制度的末端。王辉富、谭家红/东方IC
财新《新世纪》 记者 石睿 徐和谦 实习记者 刘佳英
59岁的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正在着力促动一场事关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结构性调整的改革。
“我们职业教育的学生来源可能不是考600分的，可能是300分、200分的，但我认为这些孩子并不是失败者”；“由于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顶层设计上没有太搞清楚，把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位设定在培养低端劳动力，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瞄准的是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要培训中高端的技术人才，不是培养‘一技之长’。‘一技之长’是职业培训，不是学校教育”。鲁昕在12月19日一场关于提高职教人才培养质量的视频工作会议上，对全国各省的职业教育骨干干部和典型学校的校长们如此强调。
那天，也是教育部发出《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若干意见》），截至向各界征求意见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我们收到了社会各界近1000条的修改意见”，鲁昕说。
2014年，堪称中国“职教”年，一年之内，职教相关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年中，《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相继公布；9月，《职业教育法》修法工作启动；年末，教育部则发出《若干意见》，准备拟定全国职教体系为因应转型需求所应采取的具体工作措施。
然而，即便改革战鼓频催、层层号召山响，在当下社会的普遍观念中，职业教育的生源，仍被视为处在应试分流制度的末端。职教院校的资源分配和社会形象，相对于普通教育体系居于劣势。学生在接受初、中阶职教训练后，衔接到高等职教机构的渠道不畅，缺乏学业上升途径。中职、高职院校的教学品质参差不齐的现象尤显严峻。
从今年年初开始，上述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决策层开始重视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接见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参会代表时提出，“职业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不可替代。”职业教育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结构大调整
12月19日，鲁昕在全面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工作视频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此轮职业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以职业教育为切入点，调整中国的教育结构，尤其针对高等阶段教育的全方位调整、转型和升级。
鲁昕坦言，在中国经济迈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演化过程中，当前的职业教育结构与正在升级的经济结构并不匹配。
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尽管制造业占全部经济和就业的比例已经下降，但是，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将逐渐转为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
国际经验显示，制造业的深度发展是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中国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却供给不足。人社部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2.25亿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总量仅为1.19亿人，仅制造业高级技工一项的缺口就高达400余万人，高级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十分严重，从而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升级。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高校开始扩招，普通高校数量骤增，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毕业人数急剧增长。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批毕业生人数达到212万，同比增加了67万人，增长幅度超过46%，此后五年，毕业人数增幅都为2位数，直到2009年，增幅才有所放缓，降为10%以下。
同期，许多技术类学院纷纷升级为综合性大学。扩招后，综合性大学的数量上升幅度最大，由仅占7%上升至23.7%，新建的本科和专科学校大多发展成本较低的应用文科，高端制造业需求日亟的技术人才短缺问题仍未解决。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看来，中国一直想学习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美国模式，无奈在现有体制下，并未得其精髓；更因优秀教师等关键资源的匮乏，致使总体教学质量低下。
鲁昕认为，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首要基础就是提高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而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价值创造功能充分彰显的教育，是为产业链输送中高端人才的教育；其培养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文化基础和专业理论知识，同时具有精湛的技术技能。
鲁昕坦言，目前在职业教育的生源中，学生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但是我认为这个孩子不是失败者，只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来到学校，我们就要给他厚重的文化基础，要立长远、打基础，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完全做到”。
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有所下降，不少学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在学校所学的知识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2015年，高校毕业生将达749万，较2014年增加22万人，毕业人数再创新高。虽然近年来，毕业人数的增幅保持在低值，但此前高校大规模扩张已导致毕业生规模的基数较大，毕业生人数年年创下新高，“最难就业季”屡被提及。
鲁昕认为，学生就业是每个层次的教育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发展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可以使学生实现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就业，对于改革民生、助推社会公平和稳定都有一定作用。
转型迟疑
多年来，中国的教育体系乃是以美国模式为蓝本所构建。与之相比，鲁昕构想的未来现代型教育体系更接近于目前德国模式的格局。
按照国务院的《决定》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的规模应总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则需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决定》还提出，到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应达到2350万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1480万人，接受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一定规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达到3.5亿人次。
根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的设计，未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将形成“并行对应”的体系格局。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要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体系，满足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需求。
同时，《规划》还要求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向沟通的桥梁。普通学校和职业院校可以开展课程和学分互认。学习者可以通过考试在普通学校和职业院校之间转学、升学。普通高等学校可以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并与职业院校联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为了使职教体系更加完善，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国务院的《决定》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具有与普通本科学校平等的地位；同时，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也会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
然而，针对转型本科院校的范围，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今年3月22日，鲁昕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中国现有近2500所高等院校中，将有1600-1700多所学校将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其调整的重点则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
但是，三个月后，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则公开表示，本科转型院校的范围并不确定，“可以是历史悠久的，也可以是新建学校，但前提是要实现分类管理，形成定位清晰、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
对此，多名教育专家对财新记者确认，教育部门推动地方院校转型的努力确有其事，但是落实阻力不小，一些院校不愿意执行。具体原因，除包括师资短缺、转型后的专业内容不清晰，更涉及相关财政补贴的变动，恐令学校财务遭受损失。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刘育锋告诉财新记者，中国职教发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于追求“量”的增长，忽视了“质”的建设，很多职业院校的师资力量不足、培养模式与普通教育没有区别，有些学校甚至出现了招生困难、生源紧张的情况。
刘育峰提醒，虽然本科院校转为应用型技术大学是大势所趋，但还需综合考虑应用型技术大学、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院校之间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上的区别。而且现在高专学校也在做职业教育，和高职学校趋同，若办学目标不清晰，恐会引发新的混乱。
攻关“校企对接”
在此波改革中，解决职教培育人才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的一项重要抓手，就是加大推进校企合作对接的规模。
早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就提到，“对于支付实习学生报酬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而在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决定》中更一口气增列了“加大实习实训在教学中的比重，创新顶岗实习形式”“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等改革方向，并明示允许社会力量“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在学校享有相应权利的政策。《决定》还强调应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相关政策”“支持与专业课程配套的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时互动的远程教学”等具体条件。
但当前的中国职教体系仍然未摆脱“校企合作不足”的老难题。究其原因，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商学院院长王庆春告诉财新记者，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和学校合作，“我们的合作企业都是靠私人关系争取过来的”，若欲引进企业人才入校兼职，也常被企业人员嫌待遇低而遭拒。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史枫对财新记者表示，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光依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办学“显然不够”。尤其是实训基地的建设，需要政府、学校、企业三方都投入财力、物力。若要用更多的税收优惠给予企业激励，就不能只是在教育系统内推动职教改革，还要和财政部门做好协调，“财政部门不配合，政策就落实不下去。”
在职教根基深厚的德国，产业人才的需求预测是由行业协会执行，行业协会还参与职校招生规划的制定、学生职业资格的评定，并和学校共同承担联合培养职责，在整个职教体系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反观中国，行业协会的社会角色并不活跃。即便国务院在此次《决定》中提出，“要把适宜行业组织承担的职责交给行业组织，给予政策支持并强化服务监管”，“行业组织要履行好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推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但史枫指出，德国的行业协会具有公益性，但中国的行业协会大多依附在行政部门之下，独立作用欠缺，对行业趋势也未尽了解。而且，德国行业协会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有法律明文规定，此亦为中国当前所欠缺。
眼下，新的《职业教育法》正在修订中，有关校企合作的条例也将出台。刘育锋期待，惟有以法律形式把各部门对职业教育的责任和各级政府的投入机制确定，职教的质量才能有制度保障。
德国模式对中国职教改革的启发，还不仅只校企合作一项。德国职教模式对高端技术型人才生涯综合发展能力的培养，在国内更为政、产、学各界所倾心。对于中国职教学生综合知识学习条件的欠缺和他们将面临的人力资源升级难题，这波职教改革方案也并未回避，力图直面瓶颈。教育部于12月公开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职教院校要按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规定，开足德育、语文、数学、英语、历史、体育与健康、艺术、计算机应用等基础课程。其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公共基础课程学时一般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一，高等职业学校的公共基础课程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四分之一。但颇谙中国职教实况30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罗思高（Scott Rozelle）则认为，中国职教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实在于重新厘清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和根本内涵。
他举德国职教体系为例称，德国人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到：职高的职责，并不是为特定的工作培养特定的技术工人，而是要让学生“在充满变数的未来能获得成功”。因此，德国职教体系的学生，仍需要花费近八成的时间学习数学、科学、语言等综合性知识。但中国的职高学生，不论在学校或实习岗位上，几乎每天都将所有时间花在学习某种特定技能上。
长期关注中国发展问题的罗思高说，“学会学习”，要比学习单一的技巧、然后去从事一份不久后就有可能会消失的职业重要得多。他评论称，“德国的职业教育是为未来培养技术人才，而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为转瞬即逝的当下需求培训技术工人。”
财新实习记者姚家怡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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