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育部 - 新闻资讯】盖兹基金会与早期教育相关基金会的比较 2013年10月20日 09时讯

曾任职于大西洋慈善基金(Atlantic Philanthropies)、美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以及美国国家人文学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艾克曼先生认为，「重视」和「管太多」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他把大学比喻成芭蕾舞团，二十年前的基金会花时间审慎考虑要投资哪一个舞团，决定之后，就放手让舞团自己决定如何善用这笔钱；但现在的基金会会列出详细的补助方针，例如基金会觉得红色舞裙比较好，就只补助穿红舞裙的舞团。他表示：「我一直认为基金会应该给大学多些尊重，要承认自己懂的不一定比学校多。」

几年前，伊利诺州立州长大学（Governors State University）提出了让社区学院转入四年制院校一贯接轨的学制，现在的芝加哥地区有十几所学校加入这个计画。州长大学校长麦蒙女士认为这个计画很适合重视毕业率的盖兹基金会，盖兹当时的高教负责人潘宁顿也鼓励她向基金会提出计画资料，然而麦蒙表示自己提出后并未收到任何回应。盖兹基金会的发言人罗宾森女士声称麦蒙并未正式提出任何计画书；而麦蒙后来转向克莱斯基基金会(Kresge Foundation)，获补助87万5千美元。「我不会吵着要所有基金会都来补助学校的创新制度。」麦蒙女士说，「但许多创新人才在校园基层所做的事情是很有发展性的，请不要低估这些事的价值。」

然而盖兹基金会仍认为这些批评是错的，并相信该基金会已写下前所未有的高教改革纪录。根据高教纪事报的分析，从2006年以来，盖兹给了好几所学校高达一亿美元的补助。

有些学者也赞成盖兹基金会的工作层级应该高于大学院校。哥伦比亚大学亚瑟‧列文教授认为，现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如此巨大，像盖兹这样规模的基金会要做大事，不可能只停留在学校的层次，且许多人过度浪漫看待早期基金会的成就，例如1970年代卡内基基金会和美国教育部促进高等教育卓越专案基金（FIPSE）所推动的缩短就读期间计画就不算成功。列文教授指出：「当年那些闪闪发光的计画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消失了。卡内基和FIPSE如果懂得直接从州政府或议会层级切入来改变游戏规则，这些计画才有可能成真，而这就是盖兹现在所採取的策略。」此外，也有学者辩称，盖兹并不是第一个试图透过游说政府去改变高教政策的团体，早在1990年代，诸如福特基金会和皮尤慈善信託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 )等团体，就已经开始对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下工夫了。

学者乔治‧巴兰认为，福特与皮尤基金会，和今日盖兹与光明基金会的目标仍然有极大的差异，前者试图建立的是关于大学入学和毕业的配套措施研究，而后者只有相当明确但特定的策略，而且只补助可以量化的结果。巴兰先生婉转地表示：「他们觉得自己知道自己要什幺，也只想走自己的路。他们会听别人的意见，但说真的，我不认为他们打算浪费任何时间採纳其他意见。我只能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

译者：魏瑀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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