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多年前，清政府对于归国留学生几乎是“包分配”的。

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容闳，学成回国后，先在上海担任海关翻译，但他没干几天就不想干了，海关以为他是嫌钱少，许诺给他加薪至每个月200两银子。

其实容闳是厌恶海关太腐败，所以还是跳槽到了外企英国宝顺公司。此后，他辗转到了曾国藩的麾下，跟随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筹划送学童赴美国留学、担任驻美国副使，在清朝官场摸爬滚打。

其实，清朝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出国的规划中，就设想了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问题。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写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计回华之日……正可及时报效……可冀成有用之材。”

并且，在拟订的《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第三条中明确写道：“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

虽然这批留美学生后来都没有学满十五年，但可见政府对于官派留学生回国的就业是做好了计划的，而且都是进入公务员序列，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晚清形成了官派留学生回国进入官场的模式。

1872年第一批去美国的30名留学生中，包括了梁敦彦、詹天佑。梁敦彦后曾任袁世凯政权外务大臣，詹天佑更是对中国近代铁路事业贡献巨大，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

同时，清政府还派留学生到欧洲诸国学习军事科学技术。1877年至1897年，清政府先后派遣了八十多名学生留学欧洲，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先后进入了军队，如晚清北洋舰队的主要将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等都是留欧学生。

他们因是特别引进人才，无须参加常规的“留学生考试”直接成了官员。

清朝晚期急需懂外语的外交人员，于是鼓励学生到外国留学，并且，还系统地为留学生设计了就业规划。1901年清政府发出的变法诏令中，张之洞等人提出“变法”三折，其中就有一条：奖励留学。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视留学生学习情况给以奖励，以在日本留学生为例：

在普通中学堂5年毕业得优秀文凭者，给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给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毕业者，给翰林出身。

这一奖励办法公布，刺激了晚清留学热潮。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出国留学便成了入仕途、博前程的最佳途径，留学生如过江之鲫。

1908年之后，清朝的海陆军队中很多都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他们被清朝皇族收纳重用。而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主要骨干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也都曾是留日学生。

留日学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蒋百里。1901年，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他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而且得了当期毕业生第一名，获得日本天皇的赐刀，这让日本军界耿耿于怀。

1906年，留学回国的蒋百里立即被清朝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看中，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对于蒋百里的评语是“特异人才，可以大用”。

同年，蒋百里再留学德国，1910年回国后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这一年，蒋百里28岁。

1938年8月，蒋百里代理此前一直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的陆军大学校长这一重要职务。1937年9月，蒋百里曾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文章，断定在中日战争中，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他编著的《国防论》中有这样的隽语：“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清朝末年，国内朝野上下大谈宪政改革，对于西方的各类知识十分热衷，回国留学生，无论是官派的还是自费的，就业不是难事，如果不挑三拣四的话，都能捧个饭碗。

无可讳言的是，晚清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代史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李晓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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