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Chen最终返回了法国，他在中国只待了六个月的时间。Daniel 今年29岁，看起来充满自信但却内心苦闷，除了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幻想破灭之外，还对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位置摇摆不定而苦恼。

中国春节那一周，Daniel经常与家人一起吃饭庆祝。他回到了巴黎13区，准备在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13区奥林匹亚的广场上挂满了灯笼，Daniel 在这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Daniel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也来自中国东部的温州，很长时间当中，中国对他充满了诱惑。他承认这是一种对故乡的“幻觉”，以为在那里能够比在法国更快地实现改变环境的愿望以及长大成人的雄心，而中国的经济狂热增长，“社会晋升机制”却陷于瘫痪。

在法国艰难求学的过程加强了中国对他的吸引力，他认为在法国前景渺茫。Daniel在13岁那年偷渡来到法国，他的父母那时已在法国生活了6年。他曾在巴黎上过一个为外国人开设的语言班，后来进入一所职业高中学习，但是最终未能通过高中毕业会考。

在法国生活的这些年中，他总是在放学之后帮父母做工。先是去制衣厂然后去餐馆帮忙。Daniel回忆说，每当他抱怨的时候，父母就会冲他说：“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过的！”，但他也会反驳说“要像法国人那样生活！”这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冲突很常见。他的父母一辈子辛勤劳作，现在已经开了3家餐馆，而他们在1989年的时候还没有合法身份。这个家庭在1997年拿到了合法身份。Daniel 嘲讽道，“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工作就是睡觉，再没别的什么事了。”

Daniel在几家中国批发店做过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在与父母大吵了一次之后，在2009年迈出一大步：离开法国去中国碰运气。从理论上讲，去中国的前途是无量的。

Daniel在中国找到了年迈的叔叔——一位知名的盆栽“艺术家”。他靠着继承的祖业开了一家画廊，通过这种方式满足受到压抑的对绘画的爱好。

但是，Daniel很快地了解了他称作的“当今的中国人”，都是些“新贵”，“只想买最贵的画”。他也意识到中国国家艺术家协会“控制一切”。他表示，“我本来可以因为爱好而卖画（……）但是我们的准则不同。”于是，他在2011年6月放弃了中国的事业，回到法国。

2011年秋，他在巴黎Olympiades广场上用最后的钱开了一家“法国教育学院”。他把一家旧商店改建成了法语学习中心，让那些想在法国继续学习的中国年轻人学习法语。他会一直待在这里吗？不过目前他决心这样做。

法国中国青年协会（AJCF）主席Sacha Lin也非常了解与原国籍的这种差距。他表示，“其实一般人的想法并不正确，中国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进入的市场，就业需求基本不存在，除非被法国大型集团聘用。”

Sacha认为这是“法国式同化”造成的“反生产力”的后果。“这些年轻人确实拥有双重文化，但是他们丢失了自己的语言，没有交际网络”。Sacha创建法国中国青年协会的时候，本打算帮助那些想在中国创建公司的人。但是“我们放弃了，因为太过复杂。”。

28岁的Nicolas Lin在妹妹于巴黎郊区开的餐厅接受了采访。他在这里工作等待自己创业的一天。如同Daniel一样，他10岁时偷渡来到法国。他的父母也和Daniel的家人一样，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合法身份，在地下制衣厂辛苦工作来偿还偷渡费用。

但是他前往中国冒险是在工业和金融领域。这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表示经受不住广播里说中国“一切都发展迅速”的诱惑。但他还是坚持拿到索邦大学管理硕士的学位。但是次贷危机爆发了，他到处投递履历毫无回音，由于他的中文底子比法文强，因此便到中国公司找工作。2009年，他进入温州一家生产化学产品的公司。这家公司雇用他是为了“在欧洲发展”。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他并非象Daniel那样对 “价值观”发生恐惧，而是对工作条件失望。因为尽管他被冠以“中高级职员”的头衔，但是很快发现这是中国式的待遇。他每月工资相当于400欧元，“由于通货膨胀，因此生活并不宽裕”。至于35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伤事故保险，Daniel迅速地意识到这些只是法国的习俗。他所在的公司最终由于未能获得能够达到欧洲标准的认证而破产。

Nicolas后来进入一家不动产贷款公司工作。但这一次，他得知公司的账目“不是很清楚”。他告诉记者，“我应该负责风险管理和选择项目的工作，我以为能够用上我所学的专业。但是投机成分太大，与我的专业毫不相关，工作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每当听到BFM电台报道企业家成功事迹的时候，Daniel还是会眼前一亮。但他还是认为“在中国的经历让我开了眼界。自由等价值在我看来是主要的。”和Daniel一样，Nicolas也从中国带回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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