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员木乔

2010年全国两会已经开始，公众对相关议题充满期待。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3月3日的报告中谈到今年工作部署时说：政协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将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议，顺应公众的关注和期待，如果能在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推动下有所突破，功莫大焉。

不过，对于部分媒体和专家就此一边倒的某些解释，却需要我们保持足够冷静。所谓收入分配调节，无论是工资等一次分配的合理化，比如控制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适当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还是税收等二次分配调节，比如适当上调个税起征点，甚至大家谈得较少的公益、慈善等三次分配调节，都非常重要，也作用巨大。

但任何上述收入分配调节，均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从全球经验和相关研究看，这其中必须加上一点，就是刺激就业，争取尽可能充分的就业。

对于就业和失业问题，中国曾多年没有正确面对，决策者、研究者有意无意有所淡化，似乎在社会主义中国，失业问题让大家没面子。

如果中国一直超高速增长，就业问题不大，这种面子问题或可理解。但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外向型制造企业大量减产、倒闭，工人失业成为普遍现象，如何有效刺激就业，就是决策者最应当考虑的头等大事，否则，面子和里子都没了。

实际上，类似的考验和麻烦，在当年国企改革过程中，大量工人下岗就曾集中爆发过。当时种种处置不当的教训，至今仍存在许多遗留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那么在今天，中国面临的突出就业问题是什么，主失业人群又是谁？

其一，上千万农民工已找不到合适工作，被迫返乡，而乡村已非当年乡村，许多土地被征或缩小，单靠种粮已不现实。这些返乡农民工实际上处于结构性失业状态。但他们并不在官方统计的失业数字里。如果他们没有收入增长，刺激农村消费效果必打折扣。

其二，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技能的青壮年城市贫民，即官方统计的失业人群，仍然触目惊心。他们虽有最低生活保障，但其吃、住、行、子女教育和全家人的医疗等现实压力，均受困于一个“钱”字。如果不能推动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就业，越往后麻烦越大，问题越沉重，即使是城市人群的收入差距将无法缩小。

其三，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毕业即失业”高校学生，其中包括一部分留学归国的“海带”。他们虽受到较好教育，但相应社会生活经验和实际工作技能有限，这个不断壮大的艰难求生存的“蚁族”，可以说是未来中国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决策者必须正视并加以推动解决的待就业人群，他们没有未来，中国即无未来。

显然，面对上述三大失业人群，仅谈收入分配调节是不够的，因为他们连基本收入也没有。如何为他们中大多数创造就业机会，是直面中国现实问题最主要的结构调整。

当前从决策者到研究者，谈论较多的结构调整主要涉及产业布局、地区差别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而对于所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往往转向技术和产业升级，一些学者更主张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以提高附加值。

这些主张看似正确，实则大有遗害，其最大症结就是没有从全局考虑刺激就业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不断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各级政府而言，最需要介入的不是招商引资，不是卖地炒楼，也不是行业限制，而是如何想方设法刺激就业，让更多人有工作。

结合中国现实，最大限度让大家有工作，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应当是惟一正解。林毅夫、周其仁等学者对此有完整的研究与http://enorth.zjol.com.cn:7001/pub/m_news/news_image_url_frame.jsp论述，相关的发展策略也不难推出落实。决策者需要从招商引资的侧重点，从税率变化的指向性，以及金融服务的倾斜度等方面予以统筹考虑，一句话就是谁能创业更多就业，就给谁最大的优惠和支持。

放眼全球，美国和欧盟公布的失业率均超过10%，且今年内基本难以下降，进一步研究表明，欧盟实际失业率可能超过15%，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如此之多，因为那些国家的政府都在想办法减少失业率，重启国内制造和服务业。

经济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就业尽可能充分，失业人数尽可能少，全社会工资总量才会上升，在GDP中的占比才会增加，从而才有可能把更多钱用于消费。所以，如何全力刺激就业，而不是只谈收入分配或产业升级，或简单期待压投资增消费，我们要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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