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近年来欧盟反移民情绪逐渐累积的结果。早在2010年4月，欧盟就发布关于打击非法移民的《斯德哥尔摩纲领实施计划》，规定了长达59页的具体行动建议和时间表。

许多成员国也收紧了移民政策。英国宣布将进一步加强移民管制，严格控制外籍工人的签证发放总数。德国也要求申请人入境工作前的年收入必须达到86,400欧元以上，且申请的职位必须在德国或者欧盟内无人可胜任。西班牙新《移民法》正式生效，延长了对非法移民的羁留并限制家庭成员团聚。(《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9期)

三大重要原因

首先，西亚北非动荡是直接的导火索。

自2011年1月突尼斯发生动荡以来，大量突尼斯人开始移往欧洲。据欧盟边境控制署统计，到3月底时，偷渡到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的突尼斯人已增加至18500人，而岛上本土居民只有4500余人。尽管意大利政府持续将该岛非法移民转往意大利其他安置中心，但岛上非法移民人数仍始终超过本土居民人数。随着利比亚形势的继续恶化，未来进入意大利的非法移民数量将更为庞大。这种前景是欧盟非常担心出现的。

此前，为解决北非的非法移民问题，意大利政府与利比亚政府于2009年达成一项协议，由意大利向利比亚政府提供援助，利比亚负责巡查本国边防，阻止本国及其他非洲国家民众经由利比亚进入欧洲，并接收意大利方面遣送的非法移民。协议签署后，到达兰佩杜萨岛的移民数量，从2009年的3.7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400人。但在意大利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后，卡扎菲政府已不再履行协议，这一后果的严重性将持续显现。因为利比亚不仅是非法移民大国，更是其他非洲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主要通道。意大利外长弗拉蒂尼称，如果利比亚政府垮台，将有20万~30万利比亚人逃往欧洲。而按照欧盟边境控制署的估计，移民数量可能多达50万~150万人，意大利、马耳他和希腊等国将成为“重灾区”。

非法移民的涌入会给欧洲国家造成治安压力加重、社会冲突加剧等多重安全困扰。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移民涌入的压力之下向欧盟求救，但各成员国政府局限于自身利益，难以在欧洲层面顾全大局、共同协作，而欧盟现有机制难以有效协调解决突发性难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修改《申根协定》的呼声自然增大。

其次，欧盟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经济前景黯淡，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经济不安全感增强。

在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的情况下，欧盟成员国纷纷出台大规模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削减预算，首当其冲的是福利开支。普通民众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下降，很容易将怨气撒在移民身上，认为移民过多不但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压低了工资，抢了欧洲本土白人的饭碗，还摊薄了社会福利大饼，加重了政府福利负担及民众税负。今年初以来，英国持续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在希腊、西班牙等国抗议示威及罢工更是层出不穷。欧洲社会日益分化，矛盾不断累积，随时都有再次爆发骚乱的可能，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为排外及反移民情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第三，极右势力推波助澜。

近年来，以反移民、反全球化为主要目标的欧洲极右势力影响快速扩张，已对欧洲主流民意产生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欧洲社会对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偏见已根深蒂固。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反移民情绪更是明显上扬。在荷兰、瑞典这样传统的自由主义国家，移民及种族问题也成为大选重要议题。2010年《德国自取灭亡》一书以反移民特别是反对穆斯林移民为卖点，引发德国民众热捧，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欧洲社会心理的变化。

欧盟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欧盟66%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有些种族歧视心理”。法国一项调查表明，92%的人认为法国普遍存在种族主义，2/3的人自称有种族主义倾向，仅有10%的人认为可以与移民和睦相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主流社会也开始逐渐抛开传统种族主义禁忌，开始接受极右翼的一些说法，对移民采取了更不宽容的强硬态度。

三大负面影响

首先，欧洲一体化受冲击。

《申根协定》与欧元并列，是欧洲一体化重要成果及标志。但与欧元区近来处境一样，《申根协定》也面临更大压力。欧盟成员国为迎合民意，在本国欧盟政策中更为强调国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边境控制，包括限制欧盟其他成员国民众进入本国。丹麦恢复边检，实际上是政府屈从反移民的人民党，以更强硬的移民政策换取其对政府其他重大政策的支持。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呼吁修改《申根协定》，也主要是为了迎合民众需求，并化解来自本国反移民的极右政党的压力。凡此种种都将使《申根协定》出现倒退，并加剧成员国特别是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欧盟国家对移民问题的担心也会影响到欧盟的扩大政策，土耳其等国入盟将遥遥无期。

其次，加剧欧盟内业已存在的移民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欧洲社会普遍存在反移民特别是反穆斯林移民情绪，欧洲国家政府出台的系列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政策措施，如禁止穆斯林妇女穿戴罩袍，瑞士全民公决禁止兴建清真式宣礼塔等，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移民对主流社会的不满，社会冲突风险加剧；此外，由本土穆斯林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也仍有可能再次发生。另一方面，欧洲社会整体反移民情绪以及对移民“妖魔化”的做法也可能刺激极右翼的暴力活动，其中既包括针对移民群体的暴力活动，也包括针对主流社会及政府的恐怖活动，7月22日发生在挪威的爆炸和枪击案就是突出的例子。

再次，欧盟国际形象也将受到较大损害。

反移民情绪及限制移民政策强化了欧盟的“堡垒欧洲”印象。特别是由于进入欧盟的移民大多来自其周边地区，欧盟对移民的新态度将进一步削弱欧盟对其周边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损害欧盟自身安全和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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