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法律等缺憾造就“性别门槛”

“与生俱来的性别差异，意味着女性无可回避的任职缺陷。”很多用人单位将“性别门槛”归咎于此，这正是这些用人者有规不守的直接原因。

但魏武、康淑芬等山西省政协委员分析认为，更深层次、也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政策、法律等相关方面的缺憾。

首先，对于保障女性就业，我国的《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有规定。然而在实际求职中，面对用人单位或明或暗的性别歧视，这些法律法规却无法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大学生“自卫”的武器。魏武说，我国的法律只是明文规定了禁止就业歧视，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单位所应承担的后果未做具体阐述，难以对性别歧视行为形成威慑力。

二是监管缺憾。魏武分析说，多头管理的监管状态，实际效果是监督不力，特别是对私营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领域的监管不到位。由于工商、税务、民政、劳动保障、卫生和城管等各个相关部门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重复管理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并存，尤其对外资、私营中小企业疏于监管，难以发现并查处女性就业权利和劳动权益遭受侵犯现象。

记者了解到，不少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作出色的职业女性，由于被要求延迟生育或生育期间相关待遇不能保障，不得不辞职或被动辞职。

此外，高校对女大学生就业专门或针对性指导缺位。康淑芬说，目前大部分高校实行学科型教学方式，缺少对女大学生职业技能和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的培养，所培养的女大学生将学习能力转化为社会生存能力的水平相对不足，许多成绩优良的毕业生在面对完全市场化和职业化的选择时往往显得非常幼稚与无助，难以满足企业对实用型人才的需要。

“五位一体”的女大学生就业保障机制呼之欲出

康淑芬提出，要使女大学生平等就业，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学校和女大学生都须尽快付诸行动，形成五位一体的良好机制和氛围。

首先，各级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将性别意识纳入各级领导决策主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引导和监督，培养树立女大学生创业典型等。

其次，要完善促进女性就业的政策法规。应制定促进平等就业的政策法规，明确界定“就业性别歧视”的定义、范围、法律责任和惩罚措施等。

其三，应改革女职工生育与哺乳期的工资支付方式，平衡用人单位的成本负担。建议设立社会统筹生育基金，女性休产假时期的工资以及生育费用由社会统筹生育基金、生育保险发放。如此既能平衡企业招收男、女职工成本，也可有效杜绝用人单位过多考虑性别造成的用人成本问题。

其四，应研究制定针对女大学生就业的具体对策，促进其与就业市场衔接。高等院校应提高女大学生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指导女大学生掌握就业政策和技巧。

最后，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以扶持女大学生自主创业。政府部门要在政策、资金、信息等方面提供优惠和倾斜，设立女大学生自主创业资金并在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记者 刘云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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