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讯 像所有在京借读的外来学生家长一样，章冬翠认为让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是个梦。
“出国读大学是我们迫不得已的选择。听说富人把孩子送海外留学(微博)，哪有穷人也送孩子出去的，但这就是现实。”她无奈甚至带着些许自嘲地说。
章冬翠，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因为自己孩子在北京上学的众多难处，2005年开始关注北京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调查。现在是北京“好妈妈”协会会长的她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流动人口的子女联系在京上学。2008年末，章冬翠推出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
“有北京户口，还是没有北京户口，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世界。”章冬翠说，即便将来女儿真的出国留学了，帮助外地孩子争取平等入学考试等权利，她会一直做下去。
“都是要出国留学，只是我们更穷”
章冬翠位于东城区辛安里胡同租住的“家”中狭小阴暗，刚刚屋外刺眼的阳光让人定睛半天才能看清屋里大概，摞满了几个破旧简易架子的书是最多的家什，已看不清本来面目的旧书桌边，一人多高的托福和SAT考试(相当于美国的高考)用书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扎眼。
“5月8日丁璇刚刚从香港参加完SAT考试，要考几次。”章冬翠说，因为当年北京22中校长的开明，16岁读高二的女儿丁璇才得以在北京继续“借读”。“北京不能参加高考，老家早已回不去，出国留学成了唯一的出路。总不能让她高中毕业就走向社会，重复我的打工人生吧。”面对惊人的出国留学费用，章冬翠只能无奈表示，“借吧，慢慢还，只有这一条路了。”
丁璇2012年将面临无法参加高考，她在北京有(临时)学籍无户口，在温州有户口无学籍。数据显示，北京市中小学借读的非京籍流动人员子女有40余万。他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
章冬翠说送女儿去香港考试时，在北京国际机场见得最多的同样是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而转道留学之路的外地家长和学生，“都一样去考试，只是我们比他们更穷”。
从母女俩决定出国留学那一刻起，各种补习班、考试已经让这个本就非常拮据的家庭又花费了至少四五万元。“没办法，老家的房子什么的都卖光了，下面只有借了。”去年，因为听说出国留学要花一笔昂贵的费用，章冬翠的丈夫老丁突发中风，“到现在还欠着人家8万元的医药费，他是吓的、吓坏了。”章冬翠沙哑浓重的家乡口音大声说道。
从1985年开始，章冬翠来北京已经26年了。用她的话说，她早已不是什么流动人口了。做过电梯工、小时工、保洁员，也开过眼镜店，卖过小百货，她自己挣的钱只够全家伙食费。丈夫老丁白天蹬三轮，晚上看护一家食品店，一个月两千来块钱的收入。
2000年，6岁的丁璇要上小学，因为没有北京户口，章冬翠找了四个学校都要赞助费，最多的要3万，最后找到一所学校只收3000元。在备齐了暂住证、劳动合同、派出所证明等七项证明后，丁璇终于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借读”，小学里额外又交了7000多元借读费。
“你要用你的努力来证明你自己并不比北京孩子差。”这是在丁璇上学后，章冬翠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过去的11年里，丁璇几乎取得了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能够获得的所有荣誉：2008年，北京市中小学航天征文竞赛一等奖；2009年，奥数竞赛北京赛区一等奖，第一届全国大中小学硬笔书法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和全国三等奖……
初二时，丁璇被全班同学推选去参加北京市三好学生申报，而老师却说，“你不能在这中考，高中不能录取，不能推优，三好生给你就是浪费，应该让给班里有北京户口的孩子。”章冬翠闻之震怒，在与学校的多次交涉后，丁璇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誉。章冬翠说，“不能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资格评优选先。”
2009年，丁璇在北京“借考”参加了中考考试，满分570,在不算其他加分的情况下，她得了527分，这个分数足以让她上北京最好的高中，如果她有北京户口的话。
相比之下，这些并不是章冬翠最为担心的。只要孩子有上大学的机会，他们的命运就有改变的可能。“海归、知青、华侨的孩子都没有北京户口，为什么他们能在这里高考，我们的孩子就不能？”章冬翠激动地说。
“帮大家就是帮自己”
凭着率真执着的劲头儿，跑得多了，路也熟了。在给丁璇在北京联系入学时，“章大姐，你也帮帮我们吧”是她听到来自外来打工者最多的求助声音。“要想在北京的学校里放一张外地孩子借读的课桌不知有多难。”从2005年开始，章冬翠便专职做起帮外地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就学的公益事业，“有时候帮家长联系教委和学校，一天可以打几十个电话，一个月话费二百多块。”她只是希望通过不停地努力，也许能打开外地孩子在京读书的缺口。
为了取消择校费、借读费，2006年开始，章冬翠不断往北京市发改委、教委跑，递交调研报告；打电话给北京市财政局。“孩子父母全是纳税人，所有的学校，包括大学都是由纳税人的钱办的，不应该收借读费。而且北京市不少学校的赞助费都没有任何收据，只有一张录取通知书。这些钱的流向和管理则无从而知。”
在不断的联系走访中，2008年妇女节前夕，“好妈妈”协会在东城区挂牌成立，社区的支持坚定了章冬翠把流动儿童渴望读书权的心声反映出来的决心。更多在京的流动子女家长开始向刚成立的“好妈妈”协会反映他们在北京的工作条件、生存现状以及孩子教育等问题。“许多孩子家长谈的最多的顾虑，就是孩子将要面临回原籍中考以及读高中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帮他们孩子找到留京读书的机会。他们都是民工，一天到晚加班，连教委的大门在哪都不知道。”
章冬翠参与法律工作者严野牵头的非北京户籍人口教育现状调查中显示，许多外地籍学生，特别是其中的“二代移民(微博)”，他们无论在北京还是老家，都无法参加正常的“小升初”考试，而升至初中后，这些学生在北京也不再拥有学籍，在北京参加的初三毕业考、中考成绩，老家都不承认；在老家也没有学籍号，遂成为无人认领的“黑户学生”。
这些同样也是章冬翠面临的困境，“帮大家就是在帮自己。”
有人建议章冬翠，“你应该把每天调研的经历都写下来，留给相关单位看。”就这样，章冬翠走访调查了北京八大区、北京市和中央相关部门及在北京的媒体，并向中央和北京市有关职能部门及在京各大媒体如实反映新市民的诸多困难。
2008年年末，章冬翠推出了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旋即在社会上引起关注，也掀起了一轮关于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大讨论。
除了帮助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章冬翠也在帮助流动人口维权，解决他们在京生活中遇到的最直接困难。
“流动人口最舍不得花、花起来也最没数儿的钱就是看病。”“好妈妈”协会成立后，章冬翠和街道办事处、流管办商量，给流动人员谋的第一个福利是让大家敢看病。“我开始去找公立医院，但是制度在那儿摆着，不可能对流动人口有任何优惠。”章冬翠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北京市中研医院管理中心东城中医医院这家私立医院，“前后跑了50趟，一间间的办公室进，一个个的领导谈。”最终，这个对医院来说没有一点好处的“赔本买卖”被章冬翠“拿下”。2009年上半年，交道口街道流管办对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情况进行核实后，向低收入的流动人口每人发放一张“医疗爱心卡”，凭它可以享受到免挂号费、化验检查住院半价、药品七折的优惠。
“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条缝”
2008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2010年颁发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都明确要求，“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共有43.3万人，其中70%在公办中小学就读。
“面对外地孩子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章冬翠说，“这仅仅是条门缝。”
《新京报》报道，2011年5月6日，北京市教委曾对外发布，非京籍学生在京借读，今后只需提供学生在京居住证明和原籍户口。然而，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5月7日就相关政策再次进行解读，重新确认为，今年非京籍儿童入学仍需出具暂住证等五证。“政策比‘孩儿脸’变得还快。”章冬翠说，“你不知道一名非京籍子女在京入学有多难，因为一个证回老家跑好几趟，被折腾一个多月，当你去报名已经晚了，你又得重新寻找可能收你的学校甚至错过入学时间……”
资料显示，各地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对外来人员子女求学设立一定的门槛限制，北京地区是“五证”，上海地区则是“四证”。而除了居住证、户籍证明等证件之外，有的地方还加上房产证，这其实把很多外来人员子女拒之门外。
即便入学了，但非京籍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的事实，则比那几证更让家长揪心。
2010年12月16日，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表示，教育部规定高考以户籍为主要报名地点，北京市目前仍按照这一政策来落实安排非京籍学生的高考。
章冬翠说，因为这项政策，许多非京籍家长在孩子初中毕业后不得不返回到户籍所在地，许多家庭被迫分开，丈夫留京继续打拼，妻子则陪孩子回乡读书。“孩子在北京学的教学大纲与当地不一样，回去许多根本跟不上，在这边本来学得不错，但回去后高考有时连三本都考不上。”
2011年3月24日下午，章冬翠等6名家长代表和2名志愿者再赴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递交呼吁书和建议。这是他们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9次去教育部、第6次去市教委。“希望他们听听几十万家长的呼声，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但数次无功而返。
在众多非京籍学生家长及志愿者等共同维护的“我要高考”网站上，5月份网上签名已达21000人次。
2010年3月调查显示，北京现有居住人口中，有数百万外来人口，他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回到原籍。作为北京的“新市民”，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纳税，同样为北京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京开放了30年，至今也只有公交‘一卡通’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我要高考网”一位网民留言：“孩子不能参加医保，外地人烧煤气98元一罐，北京市民40元一罐。现在又开始限制买车买房……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让我们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工作纳税都在北京，孩子考大学的权利却被剥夺了呢！”
“居委会连小盐勺、油壶、节能灯的发放及平价购买都把我们排除在外，更何况关系到大多数北京人利益的高考。”章冬翠说。
去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递交材料让她和那里的工作人员俨然成了“朋友”，“章大姐，你们慢慢推，等我家孩子高考完，你们再推成……”章冬翠知道，她做的事触及了太多北京人的利益，有人很烦她。(记者：强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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