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力：成为一流的遗传学科学家，应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要达到什么程度？除了科研、创新，表达、沟通、写作以外，还要有做规划、组织力量、争取经费等方面的能力。目标确定了，就要一项一项地落实，一项一项地训练。就拿表达能力训练来说，这门课设为每周一课时，一个学期内每个学生都要至少上台演讲一次。类似的课国内也开，通常是找一些报刊文章，读一读，大家围坐在一起作一些分析。

国外可不是这样，三四位教授和同学们坐在下面听，提问、讲评。提的问题很多，讲评也不留情面，哪儿没讲清楚，哪儿讲得太罗嗦了，站姿、表情如何，饮水瓶没放对地方，等等，让人受益匪浅。我第一次讲演，拿了一份稿子，一上去就被教授喝止：“稿子是你自己写的吗？自己写的东西还有什么记不住的，非要拿稿子不可？！”这门课对我来说收获太大了。我在出国前性格内向，人前话不多，更不要说演讲了，等到博士毕业演讲时已是口若悬河，懂得了怎样才能抓住听众、打动观众。另一个收获就是明白了要珍惜任何一次演讲机会。所以我在上课前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用熟了的投影仪也要再检查一遍，不能有故障。再重要的事也要放下来，提前到讲台上，不能耽误学生一分钟。

写作课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写论文、做标书、经费分析要十分精细。我的资格考核内容就有一项是做标书。这时我已经胸有成竹，按照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格式写了一个标书，顺利通过，给我的导师争取来了100多万美元的经费。这就是读博时严格训练的结果。

记者：看来理性思考、制定周密计划和严格标准是高层次教育成功的必要条件。

金力：拿美中研究生教育做一个比较，我想请国内的同行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招收研究生、培养研究生的目标是什么，学生毕业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目标确定之后我们是否有完整的计划和严格的教育、训练？没有充分的思考，缺乏明确的方向和严格的标准，培养过程就可能流于自由发挥，质量难于保证，造成浪费。国家在这方面给予这么多的投入，同时给毕业生这么多的机会，这是多么重大的责任呀！

记者：那么你认为，像复旦这样的高校招收研究生的目标是什么呢？

金力：我不太赞成培养研究生是为了“人才强校”的提法。一流大学“人才强校”的路数应该是教授全球招聘。我回到复旦后培养的博士基本不留校，让他们争取去其他高校任教，但是要争创一流。我们学校新人的聘用是招收外校的博士。开始时有人不大敢来，觉得你那里全是复旦的人，我去了会不会总当圈外人呀？后来就没有这种顾虑了。你看我们生命科学院的年轻人，北大毕业的、南大毕业的、中科大毕业的、武大毕业的都有，真正实现了五湖四海。不过一开始还是有点风险的，我把好学生送出去，要是人家不肯把好学生送过来可怎么办呢？好在这些年“海归”博士多起来，来自不同学校的年轻人使得复旦的文化开始呈现多元化，学术方向多样化，大家团结一致干正事，做项目，活力上升。

现在很多学校、导师把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于学术传承，用那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出来当成个宝贝留在学校里。对这种做法我是不认同的。我认为培养研究生，尤其是带博士，目标就是要超越自己。要是学生总不能超过先生，那岂不是代代衰减？每年我见到来复旦读博的新人时，都习惯地问他们为什么要读博士？有的人回答说来深造，我都纠正他们，要立志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记者：说来深造有什么不对吗？

金力：在习惯上，人们对于深造的理解往往是知识的积累。而成为一流科学家则要求包括能力在内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还要接受严格的训练。

我还和学生们交流，其实做科研并没什么神秘的，但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就不容易了。科学家至少要知道，怎么做不行，什么是不对的。这就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方法和大量的科研实践。我以前有一个小本子，有什么想法，哪怕是一个念头，都写上去。做了这么多年的科研，知道了什么是行不通的，再翻翻看，有不少是垃圾，这就是积累。

记者：研究生培养各有其特点，这就给评价、质量控制提出了挑战。

金力：是这样的。一方面，院系、导师对每一个学生都要因材施教。

记者：这就要求研究生必须是手工培养，而不能是“批量生产”。

金力：另一方面，就教育、训练的特色而言，不要说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就是同一领域、同一学科，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导师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对研究生教育的管理应该是分类指导。

在我们复旦大学，近一段时间研究生教育的建设主要是宣扬一种理念，树立一些标杆。其次是放权，放给各学院、各系。质量的监管主要是通过学科评估来实施，通过那些民间的学科交流提出标准。比如：有的学科提出博士生在读期间至少要发表3篇优秀论文作为下限。

研究生院提出这样一个分类指导的理念，即把学生按发展方向分成4类：一类是侧重于基础的，即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管理学科那些最本原的基础理论研究；二是侧重于科研的，即打好一定基础，侧重于应用研究、工程研究，毕业后为国家的重点项目服务。三是职业类的，毕业后按各自的志趣相对自由发展；四是师资培养，这一类多半是高校教师在职读博。

复旦这个层级的学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任务，研究生培养的名额有限。要争取“好钢用在刀刃上”。首先要把基础类的人才培养好。这一类人才要求在精不在多，要选最好的学生，在资源上要多投入；职业类的就不要占比例太大了。师资培养类的，我建议采取同等学历的培养方式，因为一些中青年教师在业务上已经有所建树了。既然不能投入很多时间作研究，就不要再占博士培养名额了。有些时候这一类研究生要占到1/3以上。

记者：这样有所区分后，各高校之间是否应该有所分工，比如复旦大学这类学校侧重于培养第一类、第二类，哪一类学校侧重于培养第三类，哪一类学校侧重于培养第四类？

金力：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无论哪所学校，培养什么发展方向的研究生，都要有严格的质量要求，要有同行学术评议。博士生的培养关键是质而不是量。我们的招生规模已不低于美国，但是客观地说，在质量上还是参差不齐的。

大学在发展上要理清概念、找准方向、提高质量、办出特色，不能找借口降低标准，用上海话说就是不能“捣浆糊”。(本报记者 陈宝泉)

金力：1987年7月复旦大学遗传所硕士毕业，1994年5月获德克萨斯-休斯顿大学生物医学科学/遗传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兼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环境健康系基因组信息中心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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