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则认为，将教师逼成“幽灵”的，除了无处不在的加班文化，还有在课堂上捣乱的“熊孩子”。
》报，OECD的调查结果十分明确，“教师工作难以负载且不可持续，教师认为社会低估了他们从事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是一个“人人担忧的问题”。
“我们的孩子理应拥有热情、精力充沛的老师，政府是时候解决这些紧迫问题了。如果不这么做，毫无疑问，教师会进一步短缺，这显然不利于教育。”布劳尔说。
日本：大量琐事耽误教学时间
每天早上6点，京都教师考特尼·科珀诺尔就看到他的同事准时抵达学校，晚上9点前绝不离开，有时甚至会通宵工作。除了周末和上下班通勤时间，他们每周工作60~65小时。
一开始，科珀诺尔怀疑同事只是在他面前假装好好表现，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日本人“臭名昭着的工作习惯”在教育行业也不例外。据日本Wide Island View网站报道，无偿加班、没有周末在日本司空见惯，日本职员面对同事的时间远比家人多。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日本3700名中学教师、校长接受了OECD的调查，他们每周平均工作53.9小时，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4倍。
其中，日本教师每周花在课上的时间只有17.7小时，比平均水平19.3小时还要低。不过，他们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的时间为7.7小时，是平均数的3倍，花在文案工作上的时间也是平均水平的两倍。
日本特殊的教育体制导致了这一结果。为了满足董事会与学校之间“信息共享”的需求，教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撰写每周课程计划和学生成绩数据（必须提交给校长审查），完成对学校生活各个方面的调查评估，向董事会汇报学校活动的情况。
除教学外，指导俱乐部活动、参加示范课程、开会、准备学校活动等日常事务，也占据了日本教师的大量时间。
此外，许多学校教师岗位被削减，或教师退休后没有新进人员补充，也让学校工作人员数量捉襟见肘。科珀诺尔工作的学校中，一年级的英语和音乐教师便由一人兼职。
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中，为保住珍贵的工作机会，许多教师认为，自己应该比同事工作时间更长，以保持“竞争力”。
据OECD调查，日本教师对于课堂组织能力和教学技能的自我评价，也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由于工作安排得太密集，很难有时间接受培训，培养教学技能和处理其他事项的能力，无法通过教学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文部科学省官员向NHK承认，由于承担的指责过于广泛，日本教师很难专注于教学和专业能力的发展，聘用更多教师，是改善教育状况的必要措施。
新加坡：工作时间长，但满意度高
29岁的楼佩文（音）6个月前来到思陵中学任教，有时一天在学校工作超过12个小时。但她喜欢自己的新工作，希望通过长时间接触与学生进行更多的互动。
《马来邮报》援引OECD调查结果称，新加坡教师每周工作的平均时间为48小时，其中17小时用于教学。
与外国同行相比，新加坡教师的工作时间更长，花在管理工作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也更多。不过，88%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也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得到社会认可，具有社会价值。82%的人表示，如果重新决定，他们仍然会选择成为教师。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
新加坡教育部表示，研究结果显示，新加坡着力培养高素质的教学力量，成功培养出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并为他们提供支持、缓解压力，使他们更专注于教学。OECD的副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西尔则告诉《马来邮报》，新加坡教师的薪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新加坡媒体TODAY online对当地教师进行了采访，他们每周工作45~60小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课外活动中。有人建议将教师从课外活动中解放出来，也有人希望休息时间能得到更好的保证。
但新月女子学校校长谭晨凯（音）指出，非教学任务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帮助教师培养学生的性格。楼佩文对此深以为然。她最感谢的人是自己的“导师”，52岁的资深教师王培芬（音）。
事实上，新加坡教师的平均年龄只有36岁，比OECD国家教师的平均年龄小6岁，平均教学经验也只有10年。教育部相信，这些年轻的教师有着不同的视角，给教学力量注入新的活力，他们有助于创新教学方法，利用新技术吸引学生。
为了更好地使年轻教师积累经验、尽快成熟，资深教师被请出山担任“导师”，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指导。新加坡教师担任“导师”的比例高达39%，远超平均水平的14%。98%的教师积极参与培训，发展专业能力，这些都令新加坡教师在OECD国家中表现出众。
澳大利亚：降工资加任务，政府“逼走”教师
几乎每个周末或假日，南新威尔士州教师联合会的发言人邓肯·麦克唐纳总能在学校停车场看到教师的车，有时，连校长都会工作到深夜。他告诉澳大利亚The daily liberal网站，教师被迫利用个人时间备课。
蒙特莫伦教师希瑟·道格拉斯经常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几个小时得不到休息，有时甚至来不及吃午餐。OECD的研究结果发现，澳大利亚教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2.7小时，还要额外花7.4小时完成管理工作。
此外，澳大利亚班级平均人数为24.7，比平均数字24更多，明显高于芬兰的17.8人。与许多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教师更多地生活在农村地区，教学经验较少。
澳大利亚教师的不满情绪，要从2012年一项颇受争议的法案说起。
据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2012年6月，政府决心改变长期实施以工龄计算教师薪酬的方式，转而进行绩效考核。如果教师能达到教学目标，提升授课水平，就能拿到相当于年薪1.4%~10%的绩效薪酬。这样一来，能拿奖金的人数比例明显下降。
同时，中学教师被要求每周增加1小时的授课时间。在随后而来的大规模抗议、罢工潮中，许多人离开了教师岗位。
新南威尔士州的教师联合会表示，联邦政府“毫无疑问”应该对教育改革负责，该举措对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积极的一面看，OECD的报告发现，澳大利亚的校长有着高度的自主权。但麦克唐纳说，这只是政府将担子丢给了民众。
“他们让公众相信有危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给校长雇佣和解雇教师的权力。但这并不是解决方案。”他说，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共系统，只是需要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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