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华人子女来到日本，在一种异文化的环境中成长，得天独厚具有两种语言的天赐和熟悉两种文化的教养。不过，更有许多在日华人身在国际化的历史大潮中，深感对世界各种文化与语言的兼收并蓄的人是新时代所急需的复合型人才。他们目光远大，勇于克服感情的纠葛和退缩的情绪，积极送子女去第三国留学，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掌握多种语言、精通多种文化的复合型人才。

华人之女成为澳大利亚公务员

老杨差不多是来日最早的新华人，他在1984年就公派来日本，那时他的独生女儿就已经两岁了。后来老杨公派来日本的工作期满，他又回到了中国。1988年，他再次来日本自费留学，先读语言学校，然后进入日本丽泽大学学经济。

当时来日本的人都没有把握是否能在日本长期居住，因为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别说加入日本国籍和得到永住权，就是拿一个签证也是最长一年就要更新一次，再加上日本自然灾害多发，土地狭窄，国民也没有接受移民的心理准备和文化习惯，因此老杨想为女儿找一个更适合居住和发展的国家去生活。

那时他的女儿只有6岁，来日和父母一起生活。因为妻妹已经移居澳大利亚，他们就想送女儿去澳大利亚，妻子的妹妹也表示同意。

澳大利亚是世界中人均拥有国土面积最广阔的国家之一，有多样的自然景观，经济成就亦属世界高度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5，并被瑞士信贷集团列为世界财富值最高的国家。健康，教育，经济自由度，公民自由度与政治权利中名列前茅。同时其养老金制度、家庭子女补助金制度、病人救济金制度、失业救济金、孕妇补助金、全民享有免费医疗保健制度都吸引很多华人奔赴那片广阔的天地。

虽然老杨和妻子都对年幼的女儿依依不舍，但是经过再三考虑，他们在女儿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还是把女儿送到了澳大利亚，成为名符其实的“小留学生”。

女儿刚去的时候还是有些不习惯，但是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时年龄越小，也就越容易适应，女儿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她隔一段时间也回日本和父母团聚。

从小学到大学，老杨的女儿读书升学都非常顺利，她顺利考入澳大利亚的名牌大学，学习经济。毕业后在澳大利亚的移民局找到了工作，成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务员。生活稳定，工资比较优厚。

现在她已和一名移民局的白人同事结婚，取得了澳大利亚国籍，有了自己的房子。

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因此住房不像日本这样狭窄，老杨女儿的住宅不仅房子非常宽敞，院子也有几百平方米，还有自家游泳池。

现在女儿已经是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澳大利亚公务员母亲带薪产假为18周，不带薪产假为一年。老杨说：女儿产假结束后仍回到移民局继续工作，不会像一般日本女子那样，一有孩子后就容易失去工作。

女儿也经常带着西洋女婿和混血女儿来日本看望老杨夫妇。老杨开车带着女儿、女婿、外孙女游览东京、箱根、横滨等日本名胜；老杨夫妇也去过澳大利亚探望女儿一家，女儿、女婿带领他们饱览悉尼歌剧院、大桥、邦迪海滩、悉尼塔、Taronga动物园；墨尔本十二门徒、企鹅岛（Philip Island）、金矿（Sovereign Hill）、联邦广场、皇家植物园的澳大利亚美景名胜……

老杨说：虽然当时在女儿小小年纪时把她送到第三国留学，对我们和女儿来说都经历了一阵思念与惦念的煎熬，但是现在看到他们一家在那里无忧无虑地过上安稳、快乐也比较富裕的生活，我们觉得当时的选择还是对的。

留学第三国都由孩子独立完成

“在日华人家庭送孩子留学第三国，从经济条件上来看，并非什么难事，但孩子是否适合留学，决定于孩子个性的成熟度和独立能力。”居住在埼玉的柳先生去年把高中毕业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留学，他说：“确切说不是‘送’，而是是孩子自己的选择。”

柳先生早年留学来到日本，后来在日本成家生子。大儿子在初中时，英语平平，也没显露出什么志向，后来大儿子喜欢上了足球，在初中和高中都是学校的足球俱乐部队员，留学海外的最初念头也来自足球。上高中后时，大儿子想去英国，“因为那里是足球的发源地，然后再去非洲传播足球文化”。这种想法保持一年多，从那以后，大儿子学英语加倍努力，每次考试成绩都在班里名列前茅。

高中期间，大儿子先后两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海外修学旅行，视野更加开阔，想法更加现实，他的理想变为“去联合国工作”。为了留学，大儿子从高二开始就打工，除了学习英语，还开始自学法语和意大利语，留学目标也开始发生变化。他发现英国经济不好，学费很高，毕业留在英国工作的可能性很小，难以定居。虽然美国是众多留学生的首选，但他却认为“美国存在霸权主义，社会也不够安全”。在权衡利弊后，他发现加拿大对留学生的政策比较好，学费较便宜，国土广大，相对容易获得永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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