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中国人才流失很严重吗？》见报后(《南方都市报》6月14日)，引起网友几乎一边倒的嘲讽和谩骂。关于人才流失，国内公众一般认为问题严重，中国已经成为“人才战争”的大输家。我只想介绍国内外学术界一些最新研究成果，说明人才外流也具有正面效应，至少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可怕。这里不妨再强调一下我的主要论点。

人才流失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中国人才流失是否严重，首先应作国际比较。就笔者所见，多克尔(FrédéricDocquier)等学者收集了目前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人才跨国流动数据。他们计算了各国的人才外流率，即2000年以前一国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在22岁以后迁往其他国家的比率。结果显示，中国的外流率只有3.1%，在193个国家中排名第158位。新加坡高达9.7%，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也高于中国(3.4%)。几十个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外流率都在20%以上，它们才是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国家”。近年来我国留学生数量急剧上升，可由于高校大幅扩招，人才外流率仍然保持在以往水平。其实，就中国的发展落差和人口规模而言，理应有更多知识精英移民海外，可发达国家吸纳外来人才的能力有限。美国移民法规定，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数量，在一年内不得超过全部移民的7%。因此我们也不必担心发达国家会无节制地吸收我国人才。

《南方周末》的近期报道称，新世纪以后第三波移民潮的主力由精英阶层构成，区别于前两批的偷渡客和洋插队。笔者手上只有2000年和2008年的美国人口数据。在15岁以上生于中国大陆的美国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学历，2008年则升至45.4%。可是，如果比较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八年这两个时间段到达美国的中国移民，我们就会发现高学历人口的比例几乎相同，都是46%多一点。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赴美中国移民的学历选择性很强，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识精英的比例并没有提高。

有读者会说，你不能把出去的等同于留下的，何况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北大清华毕业的留洋博士和地区院校的专科生可以等量齐观吗？我承认，学历和专业水平越高，中国人才外流的比例越大。但在这点上，媒体仍然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有一项被新闻界广泛引用的数据称：“清华北大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七成以上去了美国”。据中国科技政策专家曹聪考证，这一数据最早见于2001年第8期的《求是》杂志。然而，文章作者陶涛并没有给出数据来源。曹聪猜测，仅在1985年后的某一年，清华北大可能有七成高科技专业学生赴美留学，而陶涛将这一年当作了“1985年以来”。评价人才流失需要扎实严谨的研究工作，笔者希望媒体不再以讹传讹，网友们也能拿出数据来批驳我。

笔者并不否认人才流失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之一。《人才战争》的作者王辉耀指出，中国目前仍属于人力资本的“出超国”，即我国外流的人才要多于引进的人才。一个流出国若想降低人才外流率，一般可以考虑三种政策选项。一是限制人才出国，比如设立各种手续，或要求交纳“培养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对此记忆犹深，因为这些限制出国的措施不得人心。二是与流入国合作，谋求制度性的补偿。印度裔的美国经济学家巴哈瓦蒂(JagdishBhagwati)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倡议发达国家对移民征税，以补偿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的损失。然而，这一政策建议在实践层面很难落实。一是流入国不愿为另一个国家征税；二是合理的税率很难确定。人们并不清楚一个移民创造的经济价值，究竟源于他在流出国接受的教育，还是由于流入国提供的工作环境。排除以上两种选项，流出国的上策还在于吸引人才归国，同时动员海外侨民参与国内的经济建设。在侨汇、海归、技术转移、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人才外流的确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尽管不见得能抵消人才流失的负面效应。

随着中国转入创新型社会，人才短缺在未来十年将变得越发严重，但这主要不是人才外流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并不存在人才流失，可那时也没有培养出多少高科技人才。大批青年学子出国深造，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海外人力资源储备，这正是解决人才短缺的契机。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22.9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7.5%；全年留学回国人员达10.8万人，同比增长56.2%。也就是说，回流人员的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出国人员。当然，还有很多海外人才处于观望状态。依笔者之见，只要国内用人单位保持竞争格局，其中总会有些乐意让海归们人尽其才。

在笔者看来，国人对人才流失的抱怨原因有三。一是对国内当前的腐败现象不满。就这点而言，与其说人才流失是经济发展的病根，不如说是某些改革失败的症状。拙作只估计人才流失的规模，并不涉及贪官奸商转移财富的问题——— 除非大家认为他们也是人才。二是国际迁移还没有成为普世性的人权，只有各国精英才能成为来去自由的“世界公民”，这让中下层百姓产生了某种剥夺感。三是人才外流的好处并没有平均分配，反而可能扩大了收入差距。笔者在前文指出，人才流动本身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更高的经济回报，人们根本就不会选择移民。可这些经济回报主要落在了移民家庭和流入国头上；没有海外亲戚的流出国居民受益较少，甚至还通过纳税补贴了移民在国内的教育费用。因此，我提倡兼顾流出国、移民和流入国三方利益，实现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作者田方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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