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与去年相比，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直线下降65万，平均录取率将提高近7个百分点。对于高考考生来说，今年的录取之路似乎比往年更宽阔；而对于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来说，如何应对这个数字背后带来的变化，也许才是当前应该认真思索的。

主持人：任姗姗（本报编辑）

观察家：袁新文（本报记者）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一年骤减65万考生

每种原因都值得研究

任姗姗：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57万，比2009年的考生数减少65万。作为继去年之后的第二年人数下降，今年的957万，是自2007年全国高考人数突破千万大关之后，首次跌破千万。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曾透露，从已公布报考人数的27个省（区、市）来看，除四川、甘肃、西藏三省区的考生数量高于2009年之外，其余省份均呈下降趋势。

很多人困惑：高考人数骤减，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袁新文：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最主要原因是我国按毛入学率计算的适龄入学人口数量在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年报，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分别为849万、834万、803万，适龄升学人口的不断下降已成趋势。

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学生分流则是另一原因。我国中职招生规模近3年突破800万，这意味着初中阶段之后，有近40%的学生进入中职，而在3年之后，这些人参加高考的比例则远远低于普通高中。较早的学生分流，也影响到了高考报名人数。

同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还出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初中生辍学去打工。与过去相比，这个比例正在增多。当前高校就业形势严峻，直接影响到一些家庭的选择。比如在四川、重庆、云南等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新读书无用论”。

此外，在另一些大中城市有些学校出现了留学“空巢班”。保守估计，有的重点学校高三毕业班的出国率已经超过10%，并且还有增加的趋势。

熊丙奇：另一类原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日益庞大的弃考群体。

去年教育部公布，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有84万弃考，一时引发热议。今年，教育部并未发布弃考生的数量，不过可以进行推算。今年考生数少了65万，而应届毕业生数，今年的803万比去年834万减少31万，两者相差34万。这34万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有两种解释，一是弃考人数增加，二是复读生人数减少。

任姗姗：如二位所说，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高考报名人数的下降，而似乎每一种原因的背后，又都负载着社会心理、体制机制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深思。比如，“弃考”现象、“空巢”现象等。

熊丙奇：去年84万人弃考，有人认为这很正常，反映了人才模式的多元化，学生成才有了更多元的选择。不过，如果分析弃考群体的构成，可能会有一些更深刻的反思。

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有些家庭放弃国内高考，转而追捧境外高考，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我们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是在缩小，相反是在拉大。

辍学打工人群的增加，被很多人归为“新读书无用论”的抬头。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现阶段普通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和回报并未构成相对合理的互动。

袁新文：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有些局部因素或次要原因被人为放大。比如，还有人认为，治理公办学校复读班和“新课改”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复读生的减少，进而削减了高考报名人数。

实际上，复读生在高考总人数的比例并不很大。随着这些年高考录取率的提高，复读生并未有明显的增加。此外，“新课改”不足以阻止考生复读的意愿，拿出一年的时间强化“新课改”教材并非难事，毕竟“新课改”与过去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是有很大关联的。所以，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不能再走规模扩张老路

是危机，也是变革转机

任姗姗：高考人数下降，更多人表现出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忧虑。比如，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预测，到2013年，山东考生总量将由2008年的80万下降到40万左右。山东2009年的招生计划是52万人，即便是招生计划不增长，过两年也可能面临无生可招的窘境。同时，北京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是8万，比去年下降了20%。这只是危言耸听，还是真的面临生源危机？

熊丙奇：不妨来测算一下，根据人口统计数据，到2020年，我国18—22岁年龄段的人口总数为8920万，比目前的12438万将减少3518万。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而根据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达到2907万。以此推算，从2009年到2020年12年间，我国高等教育预计增加规模611万，也就是每年增加50万。做到这一点，只需近几年招生规模增加50万，之后持续保持这一招生规模即可。可以预见，未来10年，很多学校将不再扩招，甚至减招，有一些高校可能面临破产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源危机的提法，应该是成立的。

袁新文：生源危机最先冲击的将是高职、独立学院和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目前，一些高职院校的招生计划完成率大概在80%—90%左右，报到率有些不及70%。现在的独立学院年招收规模大于5000人的，在未来10年，维持这样的规模将非常不易，一些规模小的学校生源可能严重不足。而这，将会引发高校之间的重新“洗牌”。

所以我们的高校不能一味依靠规模扩张来发展，而需要通过注重和提高教育质量，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比如说，应该引入学生淘汰机制，即引入“货真价实”的学分制。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同时，还要有灵活的管理机制，将选择专业的自主权还给学生。这才是未来高校的出路。

任姗姗：生源下降，高教结构必然要进行调整。这对社会资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袁新文：高教结构调整对于社会资本的介入，也是机会。部分高职、独立学院，由于背负债务，对资本的需求更加迫切，这就为社会资本介入提供了契机。而社会资本进入高校，对一些高校来说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将使这些高校办学更严格，管理更规范。

任姗姗：看来，高考生源的下降，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是一种危机，也可能成为一种变革的转机。也许，由危转机，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日益成熟的“拐点”。

熊丙奇：是的，我期望生源人数的下降，能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契机。比如，通过它，促进高校生源多元化，成为最现实的推动高考公平的路径。再比如，建立自由转学的制度，允许学生在不同高校之间自由转学。同时，赋予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现在，是到了着手做这些改革的时刻了。（袁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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