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哈佛大学公布了对本校学士课程的一份全面评估。上次评估，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30年了。评估的目的是对课程作出适当改动，让教育更好适应新世纪的新形势。以哈佛的地位，他们在课程改革上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美国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注目。美国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一评估。有趣的是，3个月过去了，或许是惮于哈佛的名头， 笔者居然没有见到那些总统要讽刺、小民也要调侃的嘴尖舌长的专栏作者及时发表评论。美国人不讲，那就只能由我这个中国人来开讲了——因为哈佛评估所提出的两条最主要改进措施，恰恰与我们很多人对本国教育的抱怨背道而驰。
评估委员会经过15个月的调查并开过无数会议之后，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最主要的有两条：第一是将国际经验加入学习过程，期望哈佛学生在校期间持续修读一门外语，并在国外至少学习、研究或工作一学期；第二是加强科学教育，要求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本校人文教育的传统水准。
评估在第一条建议里用的动词是“期望”，而不是第二条的“要求”，因为委员会认识到，有些学生———比如说出于健康原因———确实无法去国外实习。但是，声称自己的专业只与英文有关，却不是拒绝国际经验的理由。评估宣称，哈佛要培养的学生，不但是美国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特别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必须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交流。套用我们的说法，美国当前的紧迫任务是“让世界理解美国，让美国理解世界”。而哈佛，自任为美国各界未来领导人的摇篮，必须走在这一双重理解的前列。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国内的英语学习过头了。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们提出的理由，却往往是英语对自己的工作没有直接助益。常见诘问是：中文系学生念了英语有什么用？哈佛把学习外语、获取国际经验的缘由放在理解其他文化、更好地与别的民族交流的愿望上，不能不说着眼点还是比我们有些人要高一些。
但理解其他文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长期过程，切忌低估难度而高竖标杆。委员会要求哈佛学生不但要看到别人生活的世界，而且要学会从别人的眼里看美国。这后一要求就是陈义过高，只怕是兑现不了的空话。
一个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在国外住了几个月，就能理解外国人的心理？就说中国吧，表面看来，现在少男少女的打扮与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孩子区别不大，深层心理却大为不同。很多年轻人声称不关心政治，但是改革开放之前长期“政治挂帅”的影响，仍然存在于他们的概念系统之中。这一内在概念系统只能通过语言的无意识应用来考察。潜意识里，中国人仍然认为政治是“高级”的，可以用其他“低级”事物作比喻来简化说明，却不能简化了当作比喻去说明其他事物。当美国人开玩笑说常用语“Just like politics”(就跟政治一样)时，中国人却可能觉得他太严肃，怎么动辄谈政治？这样隐蔽的比喻区别，即使聪明如哈佛学生，也不是容易理解的。
学生出国一两个学期，也就看看罢了，所谓“Get a taste of the world”(尝一点世界的滋味)。国内报纸曾经在争论县处级干部出国培训能学到什么。其实，何必强调一个“学”字？就是让他们出国看看嘛。亲眼看过了，就可以摆事实讲道理了。具体的讨论，总好过空洞叫口号。
哈佛评估报告的第二条主要建议也与国内常见舆论不同。国内这两年听到很多的说法，是要对学生加强“人文教育”，特别是中文教育。但哈佛要加强的是科学教育。具体检讨课程时，委员会还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修一门“量化推理”课———按我国大学的说法，就是应用数学或数据分析。这一要求再加上第二条主要建议，实际上评估委员会就是要求全面强化数学和科学教育。
笔者并不主张对哈佛亦步亦趋。彼此教学环境不同，哈佛历来重人文，而我们这里科技教得多一些，不能照搬照套。但是，哈佛在评估后的反思，至少也让我们要问一问：我国现在那些未读高中数理化的文科教师，能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
比如说，“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读他的文章算不算接受人文教育？李敖曾说韩愈逻辑不通，笔者来举个具体例子。韩愈在他的名篇《原道》里，如此攻击本国道教和当时流行的“西方文化”佛教(括弧内是笔者的注)：“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人讲的士农工商再加后来的佛道)。古之教者处其一(士，对韩愈而言即是儒)，今之教者处其三(儒和佛道)。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把人按“士农工商佛道”分了六类之后，韩老先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类的人数是大致相等的，因此一家种田倒有六家要吃饭，把人吃穷了。他就想不到“农”的人数应该远远超过其他五类。即使佛和道真的使民“穷且盗”，韩愈的论据也不成立。
《原道》是韩愈第一卫道大文，老先生后来享有配祀孔庙的殊荣，此文功莫大焉。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称赞《原道》：“至其为文，神鬼万状，出有入无，震荡天地，则自孔孟后大文章矣。”清末桐城派更是以韩愈为作文圭臬，桐城名人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和高步瀛编的《唐宋文举要》，都将《原道》列为韩愈文章第一。韩愈的“雄辩”，中国文人赞赏了一千年。但是，在今日的科技社会，如果不配以足够的数学和科学教育来平衡，读这种逻辑混乱的文章，学出来有什么用？
哈佛的评估引用了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由于科学在各个领域所持有的发展前景，科学和科学思维方式所会影响的人类活动范围，将远比以前宽广。”笔者也认为我们需要对学生进行更好的人文教育，但这种教育不应该以自外于科学、甚至与科学对立或企图矫正科学的面目出现。理解人文与科学的交叉影响，本身就是现代人文教育的必要成分。例如，很多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作“我思故我在”，但笛卡尔的原意到底是什么？笛卡尔是解析几何的创建者，在《形而上学的沉思》一书中，笛卡尔明确说他遵循的是几何证明的方法。讨论“我思故我在”，他用的是类似几何里的反证法。如果没有几何训练，几乎不可能严肃地讨论笛卡尔这句名言。
哈佛的评估报告，确实抓住了有关高等教育的一些广有争议的问题，只是知易行难，能否纠正尚要看今后长期实践。而且，一份有校方、教授和学生参与制定的报告，难免因照顾不同利益集团而写入效果互相抵消的措施。报告里对课程的设置和考核，其实是有所放松的。这从本文所谈的两条建议里也可以看出来。虽然要求持续学外语，报告却闭口不提读写听说必须达到的标准。数学和科学倒是有具体要求：哈佛毕业生应该能够读懂《科学》和《自然》上的论文。但这两本杂志登的并不是科普文章，隔行的教授都未必读得懂，何况仅是大学生？这又是陈义过高而无从兑现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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