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12月9日电（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黄安琪）黄国强和林尊耀分坐在法庭旁听席左右两边，一样红着眼眶，一样心情忐忑。一审宣判九个多月后，复旦投毒案二审8日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黄国强来自四川，林尊耀来自广东。为了日夜牵挂的孩子，他们再次踏上伤心地——上海。

上午十点，二审准时开庭。林森浩被带上法庭。这一次，他也是低着头，没有看父亲一眼，匆匆而过。旁听席上，林尊耀却忍不住潸然泪下。他摘下眼镜，默默擦去涌出的泪水。

从2013年农历春节至今，林尊耀只在法庭上见过儿子，并且大多时间看到的都是后背，也没有和儿子说过话。

“他在第一次开庭被带进来时看过我。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总是低着头进，低着头出。”林尊耀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而受害者黄洋的父亲黄国强穿着儿子为他买的羽绒服，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坐在法庭的另一边。每当庭审提及林森浩加害黄洋的细节，他总是红了眼眶，又默默咽下泪水。身边，妻子靠着他，早已泪流不止。

在公诉人讯问林森浩的环节中，59岁的林尊耀不止一次大声用家乡话喊出声来，直到被审判长警告如有下次将被逐出法庭。后来他告诉记者，他是想让儿子“大胆地把知道的一切说出来”。

林尊耀始终坚信：“我孩子不会凶狠、恶毒、阴险到那个程度。他是我孩子，我对他非常了解。一审的结果不好，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同样为了儿子，林尊耀曾被媒体“围攻”至墙角默默流泪。他努力克服自己内向的性格，主动接受媒体采访。“以前，有一些媒体误会我，我感觉自己这样做也不好，那样做也不好。现在，我看到媒体还是有点害怕，因为我的表述能力很差，什么也不懂。”

而为了跑案子，黄国强也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上海。

黄浦区检察院、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市检察院二分院、律师事务所……他能清晰地记得这些机关或机构的具体地点和去访时间。为了省钱，他住过上海市中心每天50元的地下旅馆，且总是选择公交出行。“有一次从地铁四号线东安路站出发去一号线汶水路站，我不知道上海火车站四号线换一号线要出站换乘，就坐公交车回到上海体育馆站坐一号线，饶了大半圈，多花了一个多小时。”

原本各自为儿子而努力的两位父亲，在一审宣判后，曾在上海碰面。据黄国强回忆：“我们在旅馆附近碰到了，我和黄洋妈妈马上回到旅馆去。在值班室，我们把门关上，不愿和他谈。因为黄洋妈妈看见他就想起黄洋，很伤心，我的心情也很烦躁。而且，透过门我们看见一个年轻人拿出手机在拍照，感觉像在作秀，目的性、功利心太强。我当时就给110打了电话，也给黄洋的同学打了电话，希望他们过来将林森浩的父亲带走。”

此后，林尊耀和亲人两次去黄国强家道歉。“有一次，我们去那住了几天，每天赶着早中晚的饭点去敲门，都无人应答。”

而黄国强则表示，他们确实不在家，“但就算在家也不愿意见他们。虽然我们对林森浩的家人没有敌意，也很同情他们，但实在无法接受他们的道歉。”

二审结束后，两位父亲又将各自回到家乡，继续或漫长或短暂的等待。

林尊耀以前在私营小厂里做技术工管理，后来下岗多年。如今，他守着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杂货店，和妻子与一个女儿过活。“小儿子还在读书，学费由两个已经出嫁的姐姐负担。”林尊耀说，原本性格开朗活泼的小儿子如今也是沉默寡言，时常把自己锁在房间。

“出事后，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命苦。弟弟现在读的专业不好找工作，哥哥会读书，又出事。我们岁数都很大。他妈妈生病，每天要服药，对以后的生活非常担忧。”林尊耀说：“现在只是希望法律能作出公正的判决。”

儿子出事前，黄国强在儿子母校荣县中学做临时宿舍管理员。现在，他和妻子能领到计生部门的失独补贴，每人每月300元。加上妻子的退休工资，勉强度日，因为其中的大部分要用来给妻子买药治病。“洋洋是全家的希望，也是独子。我们相信依法治国，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希望维持原判。案子哪怕再长，我们都要坚持下去，惩凶追责！”

“（我）向黄洋的父母亲人道歉。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双方父母成为对立面。如果侥幸我还有机会，我会竭尽全力补偿；如果我走了，希望你们走出阴影，好好活下去。”林森浩在二审最后陈述阶段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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