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国际化，但是，在汹涌而来的教育国际化浪潮中，基础教育何去何从，却百家争鸣、莫衷一是。日前，由中国教育报刊社神州学人编辑部主办、中国教师人才网承办的“2014首届基础教育国际化论坛暨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招聘会”在广东珠海举行，国内外教育界专家学者及众多国际学校、公办学校国际部校长齐聚一堂，掀起了一股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头脑风暴。

基础教育面临国际化大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教育元素全球流动，教育资源全球配置，教育手段日新月异，教育国际化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高频点击的热点话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教育国际化”不是一个概念游戏，它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学校办学理念、教学、课程、德育、评估等方方面面，站在这样的制高点统筹、引领学校的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和百姓的需求，更是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

国际化人才的产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责任，基础教育的奠基作用不可忽视。我们现在培养的孩子，将来必定要走向国际社会，今天的基础教育，必须具有预见性和可持续性。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具备国际视野和知识，通晓国际规则，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中小学作为基础性教育，责无旁贷。

然而，面对教育国际化这样一个必然选项，对于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提法，各界却并不一致；面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大势，有专家认为，政府层面的思想准备不足，政策储备不足，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

以上海为例，国外教育纷纷抢滩中国，中国学生大量涌向世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据上海市教委统计，2010年以来，普通高中开设国际课程的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都增加了一倍，上海各类国际学校的在校生达29000多名。世界著名的惠灵顿国际学校、哈罗公学也将在近期进入上海市场。从1993年上海市政府发布合作办学管理办法以来，上海已经有32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形成了除了义务教育以外各个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体系。

一面是每年几乎翻番的增长速度，一面是相应管理制度的空白，面对巨大的实践张力和政策缺位，教育行政部门显得异常窘迫。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市场无序竞争，风险不断增加，很多问题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变得“无解”。

“正因为缺少相应的管理制度，所以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需要主动推动基础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完善。”在基础教育国际化论坛上，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尹后庆提出，“面对问题，不回避问题，用积极的态度去正面应对，使得中国的基本教育制度和基本教育体系能够和改革开放的形势得到有序地衔接，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基础教育国际化是潮流，势不可当。我们必须拥抱机遇，应对挑战，在政策创新上寻求突破。”悉尼大学中国教育中心主任康长运认为，“当前尤其要澄清各种模糊认识，树立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战略思维。要把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放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来研究、推动、发展。”

教育国际化不是“去中国化”

教育国际化不是赶时髦、作秀，而是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今天，教育人的必然选择。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时，就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可是基础教育究竟应该如何“面向世界”？基础教育国际化到底要做什么？基础教育国际化就是培养留学预备生吗？

面对一系列无法回避的追问，学界逐渐认识到，实现基础教育国际化，最根本的是在中国文化与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正确理解西方教育。

“接受多元文化教育、拓宽国际视野是首要的。”广东省珠海市教育局局长钟以俊认为，基础教育国际化就是要培养兼具“中国灵魂”与“世界情怀”的学生，以适应新时期对人才的新需求。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周满生指出：“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侧重点，应该放在注重培养学生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和国际竞争意识上，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推动跨文化交流，积极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理念，促进区域与学校的内涵和特色发展，要让中小学生具备在全球化社会中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

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推进教育国际化，但很多人对国际化的理解有误差，把“国际化”和“西化”画上了等号。实际上，基础教育是一个人“三观”形成的起点，以汉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地理教育，与西方语言、思考模式、沟通技巧的培训是道器之分，这一本末关系是必须要明确的。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教育需要同世界交流，同世界接轨，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可以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不能将其片面甚至盲目美化。教育国际化要摆脱最初的一些肤浅的认识，不能一提教育国际化，就是把学生送到国外去，或是简单地引进国际课程。基础教育国际化并非“西化”，也不等同于“留学教育”，应该是一种国际教育与国内传统文化的相互包容、共生、促进。

“教育国际化始终面临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的挑战。”周满生特别强调：“教育国际化是建立在充分理解本国教育特色基础之上的，全球化、国际化越是深入，本土化、民族性越是突显。”

中西文化差异很大，用汉语的思维方式去实现英语的读写交流，这不是成功的教育结果。据统计，去年国内各类英语教学机构共招收3.6亿名学生。中国许多英语教育单纯停留在语言教学方面，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推行教育国际化，中国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教学方法，应该让学生走出国门、拓宽视野，培养其国际化眼光，以增强自信、培养领导才能。康长运直言，“如果我们的国际教育还是停留在教语言的水平，我们的国际教育就毁了。”

在课程里与世界“对话”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不断深入，国际课程纷至沓来，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学校、国际课程班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目前，在课程体系上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中西课程以不同比例进行，一派则几乎全是西式课程，教师全是外教，教材全是进口，中国的政治、历史基本不教。因为没有公认的标准，有些国际学校、国际课程班对中式课程尽可能地进行压缩，甚至完全舍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素认为，国际合作办学把国外的课程直接搬到中国来，对于少部分学校来说，做这样的尝试是可以的，但是对绝大部分学校，特别是公办学校来说，提供的课程应该是“国际标准的课程”，而不是照搬国外的课程。

“时下盛行的高中国际课程班完全实施国外课程，会存在‘教育主权’问题。”尹后庆认为，在引进国外课程的时候，一是要处理好“基础”与“国际”的关系，做到“基础为本，国际为用”；二是要处理好基础教育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关系。

对此，上海已经在政策探索上先行一步，拟定了有关国际课程的政策框架与思路，强调建立国外课程准入审核机制。他们特别明确，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必须使用中国教材。但是，具体到这4门国家课程怎么保质保量，进入国际课程体系怎么实施，仍需要深入探索。

王素认为，课程建设的着眼点更多地应该放在“建设国际水准的课程和引进国际通行的、大家认同的理念教学方式。但是从内容来讲，它应该是本土化的”。

目前，很多学校在本土化课程设置上，参照国际理念，吸纳国际优质资源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比如，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把引进教材和教学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40多种校本教材参照引进教材编写，为有意进入高中国际部的学生提前奠定双语基础。厦门英才学校则自主开发教材，将美国的教材校本化。

形式上的中西融合、国际化并不难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还需一个过程。“更高难度的正是如何融合。”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一问题：“我们也讲世界历史，为什么不用英文讲，为什么不用中国化的东西替代它的艺术课程。”

中国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化教育需求市场，让孩子们从小在国内就接受先进的国际教育，办中外合作国际初中或高中是一条路子。康长运认为，“如果我们能办好高中的国际化课程，既让孩子接受了国际化教育，为他们出国留学铺好道路，又可以为家长们节省费用，那就一举两得。”但是，“如果是油水模式，则永远是分离的”，康长运希望能创立一种更好的模式，像茶和牛奶一样“平分秋色”。

今天中国国际教育不再是简单的借鉴和模仿国外课程，更不是国外院校的招生机器。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教育也必然会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建立综合国内外教育精粹的自主课程体系，在国际教育中赢得话语权，让我们的课程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选择性，才叫真正的国际教育。

寻找衡量国际化的“尺子”

请了几个外教，用了几套原版教材，有没有引进国际课程，国际交流活动多不多……这些似乎已成为校长们评判教育国际化的指标。但它们又是否真的代表了教育国际化的本质和内涵？

在论坛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化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素，发布了他们与中国教育报刊社合作开发的基础教育国际化质量与评价体系。

王素认为，衡量教育国际化水平首先要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定义溯源。基础教育国际化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提高学生国际化素养的过程。“国际素养是学校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非常核心的要素。”学校所有对学生的教育都是通过教师来完成的，因此，在基础教育国际化测评体系的评价标准中，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成分的多元化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许多测评指标也都指向了学生和教师的国际素养。

周满生明确反对将以引进多少国际课程作为评价学校是否国际化的唯一标准。他认为，“必须把提高教师国际化素养放在核心地位。不论是国际学校还是普通高中，一定要有一套系统的讲授国际课程、培养国际教师的方案。”

在推进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许多地区逐渐认识到，一个学校的力量太小，无法产生大的影响力，不具备辐射区域的效应。但是如果以省、市为主体推进教育国际化，范围又太大，无法落在实处。基础教育国际化，更适合在区域范围内展开，以区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在我国先行开展基础教育国际化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区域，如上海浦东区、北京海淀区、深圳南山区、成都武侯区等，都制定有3-5年中长期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这些规划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具体目标和试验项目，旨在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成都已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区（市）县推进教育国际化工作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明确了各级政府推进教育国际化工作的职责和义务，建立起基于数据管理的科学监测评估体系。

据王素介绍，基础教育国际化质量与评价体系中，区域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主要从环境、投入、过程和结果这几个方面综合考量。其中，区域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环境，涉及当地经济背景、政策与规划。在区域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地方组织与领导、经费与资源状况，以及课程与教学、师资建设、国际交流、国际项目的分布情况，等等，都是考量的要点，但最终的检验结果还是体现在学生国际素养和教师国际素养上。

国际班并非教育国际化捷径

教育国际化的需求使得高中国际班在全国各地十分红火，有人认为，这不失为一种融入世界的教育国际化捷径。

实际上，部分地区的普通高中开设了以出国为导向的国际班，满足了部分学生及其家长的多样化需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常规教学带来了影响。由于缺乏政策规范，国际班在师资安排、课程安排、教学质量等方面遇到新挑战。部分课程存在随意性、盲目性，且收费高昂，使高中国际班引起了社会争议。

尹后庆认为，很多高中开设国际班的动机十分复杂，有的是出于提高学校声望，有的是为提高经济效益，也确有一部分学校希望借此来推进教改、课改，提高教育质量。但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公立学校国际部都是采取和第三方机构合作的方式办学，第三方除了学费分成，还包括留学项目咨询。中介机构的利益补偿与利益趋向，导致这些国际班办学相对独立，国际班与普通班的师资、课程、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等方面难以充分互通共享，国际班的优质资源无法在全校形成辐射。

如果只是在高中办国际班，只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英语水平，谈不上真正的国际化教育。为了满足升学需要，学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语言和国际课程的学习上，对出国留学没有直接影响的国家必修课程无形之中被忽视了，学生都在突击准备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国际教育沦落为了“洋应试”。事实上，放弃中方课程、追求国际课程的做法，虽然对申请国外大学有利，但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周满生认为，避免我国高中的国际课程班走入歧路，要注意“四不”。第一，公办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国际课程班，不是外国大学的预科班；第二，高中国际班不是国际教育机构的招生办，中国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在国内或国外上大学；第三，国际课程班不应该成为中介机构的广告牌，与中介互相分成；第四，国际课程班不是“教育产业化”的渠道。“公办学校一定要做教育国际化改革的引领人，将国际通行的课程方向和基础教育优势相结合，助推本土教改，补本土教育之短板。”

呼唤更多海归加盟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走向国际化，考量的不仅是教育的硬件设施，也考量教育的软件实力。师资就是软件中的核心要素。没有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教育国际化也不可能实现。

在此次论坛中，专家就师资队伍的国际化问题展开讨论。有专家提出，目前真正懂国际教育的管理者较少；借鉴国外教育的资源造就一批师资队伍并不容易；由于缺乏政策规范，很多外教没有教师资格证。

“如果将中国的国际学校比喻成一个舞台，这一舞台主角却是外国人。”康长运说：“这样是做不出我们想要的国际教育的。”

要想教出“中学西用”的国际化人才，首先要有过硬的国际化师资和管理队伍。尹后庆认为，“目前缺少的一是了解国外课程的专家队伍，二是能够参与国际教学的教师队伍，三是具有国际课程实施与管理经验的校长队伍。这也是当前我们要着力培养的三支队伍。”

过去在这一领域我国长期依靠引进外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问题和矛盾日渐突出。目前来华任教的外国师资队伍良莠不齐、流动性大，单方面提高门槛又必然造成聘用成本的提升。国内传统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小学教师，在外语语言能力及对国外教育模式的了解程度上显然还达不到相应的要求，外语专业的学生一般又不具备教师资格。因此，最能平衡各方利弊、提升我国基础教育师资及管理队伍层次的，就是有过国外教学经验的留学回国人员。

与会各位嘉宾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留学回国人员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的优势。出国留学既培养了他们的学识素养、教研能力，更让他们有机会亲身接触和感受国外教育，最重要的是在人生阅历、适应能力、自理能力及心态方面变得更加成熟。这些人接受了东西方的双重教育，了解和适应中国国情，懂得西方教育优劣势。他们的身上，承载着中国文化，同时具备西方思维，他们正是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趋势下最需要的乘风破浪者。这样一批海归进入基础教育领域，必然成为巨大推动力与革新力，带领中国基础教育师资及管理队伍迈上新台阶。

目前在国内，已有国际学校设立了“40，40，20”的师资结构，即40%外籍教师，40%海归教师，20%的中教双语教师，效果良好。教育部国际司出国留学工作处处长徐培祥表示，要让“学得好、回得来、用得上、信得过”的优秀海归，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生力军。

为基础教育领域培养更多合适的人才，显然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的共同配合。事实上，基础教育层面对留学人才需求之大，发展前景之宽阔，并没有被广大留学人员真正意识到。这就需要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加大工作力度，推动更多海外留学人员关注和加入中国基础教育行列。

希望有更多的海归从事基础教育事业。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副校长马成表示，“我们想让有经历、有经验的人回到学校的体制内，组建一个‘诚信联盟’组织，服务每一个想上大学的人。我们现在有外国人参与，但如果有更多有梦想的年轻海归加盟，我们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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