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规定，外国人在华任教，需要持有“外国专家证”等资质证明;聘请外教的机构，也需要具有相关资质。然而，现实中，一些培训机构没有遵循外教招聘的合法程序，甚至没有资质的机构招来没有资质的外教。这种现象导致外教队伍鱼龙混杂，教学管理混乱，教学质量堪忧。面临这一监管难题，不仅要出台可操作的规定，还需要各部门联手监管、综合治理。

至少在北京，只要是金发碧眼的“洋人”，便可以在各类培训机构和教育市场中吃上“外教”这碗饭，这样的日子或许马上就要到头了。这是目前北京教育培训界热议的话题。

近日，北京市发布通知，要求语言类的外教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或者语言教学资格证。消息传出，引起广泛关注。相关专家人士分析，此规定有利于整肃目前培训机构聘请外教的不规范局面，那些聘请“黑外教”的机构将难以维继、面临调整。

以北京为代表的全国外教市场，秩序究竟如何?对外教的管理，又卡在何处?建立严肃规范的外教用人机制，又要做出哪些努力?本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这张脸就是最大的本钱”

“在如今的外教市场，只要长着一张老外的脸，就能很容易地在培训机构谋个工作。”曾在北京一家语言培训机构长期任职的黄先生告诉记者。

事情果然如黄先生所说的那般容易吗?经黄先生介绍，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的20岁英国小伙Maros答应以应聘者的身份，和记者一起体验一下在北京教育培训机构的“求职”历程。

此前，不论是在英国还是中国，Maros都没有任何教学经历，更没有任何教师资格证书。在自己的简历中，Maros一五一十地写上了这一点。随后，通过招聘网站，Maros向6家培训机构发去了简历。不到一天，6家机构都有了反馈，都提出让Maros面试，Maros挑选了两家机构前去面试。

Maros和记者首先来到位于中关村的一家培训机构。面试时，Maros明确表示：“我没有任何资格证，来中国是为了学汉语，没有从事过英语教学工作。”该机构的面试人员听了之后没有提出疑问，而是告诉Maros“这些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带过一两个中国学生，熟悉了就知道怎么教了”。在Maros一再强调自己没有经验，并对学生可能会挑剔自己感到担心时，该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教学经验的人可以先试用，试用期工资较低，在1000—2000元之间，“刚入职工资低，就算你交给我们上岗培训费了。等你轻车熟路以后，几天就能把钱赚回来”。Maros就这样被该培训机构录取了。

在另一家培训机构，经过大同小异的面试，Maros同样获得了入职许可。黄先生对感到不可思议的Maros说：“这张脸就是你最大的本钱。”

黄先生说，如今培训机构对外教的需求量是井喷的，除去Maros这样自己找上门来的“自谋职业者”，培训机构还会通过登录一些外国人活跃度高的交流网站去寻找“洋老师”。“不过，这样时间成本较高。虽说培训机构对外国人是否具有教师资格不太关注，但还是希望能找到人品比较靠谱的老外。尤其是2013年英国外教罗宾森的事情曝光以后，培训机构对这方面的注意力有所加强。”黄先生说。

英国外教罗宾森有8年在中国的经历，曾在北京某国际学校当了3年外籍教师。2013年，英国BBC曝光该国警方正在通缉一名涉嫌传播淫秽儿童照片和性侵儿童的逃犯尼尔·罗宾森，正是此人。此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使公众对外教市场的规范产生强烈质疑。

然而，目前看来，或许一些培训机构对外国人的“前科”会有所防范，但在教师资格这一问题上，还基本处于“装糊涂”的状态。

黄先生说，为了降低成本，更多的外国人或者培训机构会寻求中介的“帮助”。对双方来说，中介都会起到一个“过滤”作用。“培训机构有可能被老外骗，而老外其实也有可能被培训机构骗。不给老外按时结算工资的事情比比皆是。”黄先生说。

黄先生曾经多次和这种中介打交道。多数情况下，中介会把有求职需求的外国人的一些基本资料转给培训机构。这些资料包括外国人在中国的求学证明、工作经历证明等。不过，这并非是培训机构要挑选有教学经验的外教，而仅仅是考虑到，正在中国读书的外国人一般不会有将来让培训机构惹上麻烦的特殊情况。

“这些资料很宽泛，并不专业，对我们来说，更多是起到了一种心理上认为求职者靠谱的作用。”黄先生说，他们会据此通知求职者来面试。基本上，这就是很多培训机构聘请外教时唯一的“把关”程序。

没有资质的不仅是外教

那么，国家有关部门对聘请外教又有何规定呢?

对一个合法的外教来说，如果要想来华教书，首先需要打算聘请他的教育机构向所在地外国专家局申请办理聘请外籍教师来华工作手续。

我国驻外使领馆依据外专局签发的工作许可，按规定审查相关资料后发放入境签证。外籍教师入境后30日内，聘用单位应到外专局为外籍教师办理“外国专家证”，并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居留手续。此外，申请来华的外籍教师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很显然，一些培训机构根本没有走这样一套程序，而是自作主张地把外国人聘做了老师。这样一来，外教的“注水”，从初始的招聘程序既已开始。

在调查中，记者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一些公众对外国人在华从事教育工作应当具有资质还略有所知，但聘用外教的机构也应具有资质，这一点却很少有人注意到。

根据有关规定，要招聘外教，培训机构必须具备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单位资格，并取得《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同时，培训机构须正常运行一年以上，没有出现大差错，有一定资金保障，外国专家管理制度和外事人员工作制度健全，设有专门外事负责机构。中等以下的教育机构，需到市一级的外专局申请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并由省外专局批复。

然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培训机构尚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就已招兵买马，做起了外教生意。

河南省外国专家局2013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省一共有194个中等以下教育机构具备聘请外国专家资格，其中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等，培训机构只是其中一部分。据当地媒体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网友不会询问培训机构是否有聘请外教的资质，而对于授课的外教，超过八成网友表示不会询问其教学资质。

据媒体报道，广州当地媒体记者近期走访了广州市内20多家外语培训机构等，这些培训机构的相关人员几乎都表示“有外教进行英语教学，并且他们的外教都是通过正规机构聘请的，都具有教师资格证，拥有多年教育工作经验”。

但当地媒体披露，在广州市外国专家局公示的广州市属有资格聘请外教单位的名单中，全市有资格的单位只有57家，其中培训机构只有18家、幼儿园9家。换句话说，广州目前的近2000家幼儿园、百余家工商在册登记的外语培训机构中，大多数并不具备聘请外教的资格。

在北京，根据北京市外国专家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北京目前共有500多家具有聘请外教资质的学校、文教单位及教育培训机构，其中中等以下教育培训机构有370多家，其中大约有200多家为私立学校或培训机构。而据北京民教信息科学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北京教育培训机构的总数最少达到7000家以上。

Maros面试的两家机构并不在北京市外国专家局公布的资质名单上。在面试过程中，Maros曾向两家培训机构提出要看一下他们聘请外教的资质证书，其中一家表示负责人不在无法出具，而另一家则很直白地对Maros说：“你不太了解这一行的做法。我可以说，90%的机构都没有资质，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你不用为这个担心。”

研究者表示，不具资质的机构招来不具资质的外教，造成的后果就是外教市场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而这一切，都由消费者最终埋单。

外教教学质量亟待改善

来自新西兰的Annie在北京一所培训学校从事外教工作。不论是机构还是她个人，都具有合法资质。不过，Annie经常开玩笑说，自己还不如不要这个合法资格。

“对我们的资质，政府每年都要进行检查。每次我都要准备一堆材料，很麻烦的。”Annie说，“我认识的一些没有资质的朋友，就没有这些麻烦事，而且该挣的钱一点没少挣，有时候比我挣的还多。”

Annie介绍，她的两个朋友在一家培训机构做兼职，俩人每月收入总计能达到4万元。“他们本打算在中国旅游，现在则一门心思攒钱，每天都上课。而我在学校还有一些事务性工作，不能每天都上课。”

Annie说，等钱攒够了，两个朋友肯定会离职不干，因为他们本来对教书也没什么兴趣。事实上，流动率高一直是不规范的外教市场长期存在的问题。

北京家长刘女士对此有着切身体会。近一年来，刘女士每周都有两天送孩子去培训机构上外教的课。刘女士发现，一年时间，同一门课程，外教换了三拨。这让刘女士很担心：“这么换来换去，孩子能适应吗?老师又能教好孩子吗?”

有一次，刘女士在下课后拦住外教，问：“我家孩子叫XXX，他表现怎么样?”没想到，外教竟一脸茫然，尴尬地问：“哪个是你家孩子?”

这让刘女士很气愤：“我给孩子报的是小班，一共才10个人。他连我儿子的名字都记不住。”刘女士把情况反映到学校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外国人记中国人的名字比较困难，会把刘女士的意见告诉外教。刘女士对此很无奈：“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而且我不懂英语，有时候过来看看，也只是看外教有没有管我的孩子。至于他教的怎么样，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此外，有些外教既没有责任心，也没有教学技能。Annie曾见过有的外教光靠给学生放美剧就能糊弄过去一两节课，仅仅套以培养语感、学习美国日常用语等理由。

在北京林业大学就读的大二学生王子倩报了一家培训机构的口语班。她所在的班级有30人，由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师进行授课，主要进行英语听说训练。几个月下来，王子倩感觉外教和本校的中国老师水平相差并不太大。“老外上课活泼点，知识面比较宽。不过和中国老师比，我觉得学习效果差别不大。中国老师讲课比较系统，对学生掌握知识点很有帮助。”王子倩总结道。

黄先生表示，正是由于培训机构把关不严，导致包括退休者、大学在读生、到中国来旅游度假的短暂居留人员、来华探亲访友人员等都涌入了外教队伍。这些人往往没有经过培训，只要达成口头协议就来上课、收钱。至于学员口碑如何、效果怎样，他们并不关心。很多外籍教师没有教授英语的经验，一旦找到新的工作马上走人。“绝大多数外教没教学方法、责任心不强，也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教学体系。我就见过有的孩子年纪尚小，却学会了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黄先生说。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8月份通过问卷网对2079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7.1%的受访者认为大学外教课教学目的不明、内容空洞;30.3%的受访者认为外教教学态度不负责;51.7%的受访者希望学校对外教设立明确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

励步国际儿童教育外事部经理张文静说，要真正使外教队伍发挥应有作用，一定要在招聘环节下功夫。

“我们只招聘来自英美澳加等英语母语国家的外教，除了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海外工作经验之外，励步还会考察应聘者是否喜欢孩子、是否热衷从事少儿英语教师工作。”张文静说，“我们招聘外教需要进行三次面试，有些应聘者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放弃了，因为有的机构可能只需要一次面试。”

张文静表示，他们会通过和外教的接触，看他是否积极主动申请职位，如果应聘者对这份工作表现得很随意，他们也不会考虑。“如果市场上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外教队伍水平会高很多。但是这太难了。”

监管难题如何突破

伴随着规范外教市场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对这一话题的思考与讨论越来越多。

“外教热”何以高烧不退?监管难点又在哪呢?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杨灿坤认为，公众对外籍教师的盲目信任，对外国人凭借一张洋面孔便在教育市场被奉为座上宾的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部分家长或者白领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认可那些母语是英语的非有色人种，而他们正是对外教有需求的主力人群，这必然使培训机构绞尽脑汁储备外教资源。”

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司长夏兵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外教出现问题的一个很大原因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市场上对外教的需求大约有10万人次，但是在我们的管理系统中，持外国专家证的文教类专家只有3万多人，缺口很大。”

巨大的需求推动着一些培训机构对标准和程序视若无物。黄先生告诉记者，即便那些有合法资质的机构，有时也会因为符合资质的外教招不够，去招一些不符合资质的人。“有些外教用的是旅游或者商务签证，还有的用的是挂靠在其他单位的工作签证。一些中介公司会向学校、机构推介这些外教，并帮忙办理好相关手续。”

北京浩悦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方认为，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力度过低，也是重要原因。

根据《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未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私自谋职的外国人，在终止其任职或者就业的同时，可以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限期出境。对私自雇用外国人的单位和个人，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可以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承担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遣送费用。

“在我国的一二线城市，月收入过万的外教比比皆是。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这点钱可谓九牛一毛。”魏方说。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外教市场较为混乱，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没有形成有效监管。

北京市这次出台的新规规定，自10月31日起，新申请办理工作许可和工作证件的外籍教师，在学前幼教机构、中小学、国际学校以及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应当持有所在国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从事语言教学的，如未持有所在国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应当取得国际通行的语言教学资格证书。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这些要求是本次新规的一大亮点，“意味着外教市场要从无序向有序转变”。

但忧虑也显而易见。“规定是一回事，如何监管才是关键。”一名业内人士说。

这种忧虑来自于略感“冰冷”的现实。事实上，现有政策框架虽然尚难言健全，但其中也不乏对外教的约束。不过如前所述，这些约束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关外籍教师资质方面的情况，教育局并不掌握，在这一问题上，教育部门显得很是尴尬。“国家明文规定此事项归外国专家局管。如果发现外教没有资质要进行投诉，属于外国人非法就业，也应该投诉到外专局。”

然而记者询问河南、北京两地的外国专家局时，工作人员均表示他们日常只针对有资质的机构以及个人进行检查。“对培训机构的《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那肯定是一年一检的，而且要严格检查他们聘请外教的情况。但是对那些没有资质的机构和外教，我们实在无法顾及，因为数量太多了。”北京市外国专家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不过记者了解到，就算外国专家局掌握了非法外教的信息，也无权处置。他们的选择也只能是“报警”。“我们没有执法权，只有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可以对此进行处置。”河南省外国专家局的工作人员说。

魏方表示，根据现有规定，外国工作人员资格证的行政许可权已经明确归属给了外国专家局，但用人都是在教育、科技等各个具体的部门与机构。相关部门之间没有有效的沟通或联合行动机制，更没有部门牵头去做工作。魏方建议，政府应该把行政许可权、行业管理权、违法制裁权及制裁措施分别加以规定，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从源头上杜绝无资格从业人员非法从业的现象。

“如果一时出台不了这样的细则，那么就应该进行不定期的专项治理活动，由一个部门牵头，由外专局、教育、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进行清理。”魏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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