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科技部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以及在性学界广有知名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等5所大学的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问题进行了通报。而在此前一天，教育部划出的高校教师师德“红七条”中，明文禁止违规使用科研经费。显然，根除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等腐败行为，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

《通报》表明，这5所大学的7名教授涉及的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达2500多万元。其中，曾被称为“中国动物转基因克隆研究领军人物”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涉嫌将由农业部牵头实施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课题经费转移至关联公司，涉案资金或高达千万元。

据介绍，李宁在许多重大科研项目中都兼具“评审和申报人”的双重身份，李宁被举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且身为教师和工程院院士的他，名下竟有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中注资过千万元的超过4家。

此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大老师说，李宁的问题，主要还是转基因专项资金问题。转基因专项国家一次性投入200多亿元，一个课题组就可以拿到几百万元。而项目又要求两年花完，这根本不可能，于是就转到自己的公司里。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对科研经费的投入以每年20%的速度快速增长，而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成左右。

科研经费使用潜规则多

李宁将科研经费转至相关联公司的行为并不鲜见，据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透露，这只是科研经费使用中的“潜规则”之一。

这位研究生称，凡是接触到科研项目的学生都知道，在科研项目里，诸如专家咨询费、研究生劳务费等都有一定的支出比例。以前导师可以直接给现金，但现在要求必须打卡走账，“有的导师就用学生劳务卡分批走账，然后让学生把钱取出来还给导师”。

有很多科研申请书上写的调研活动根本就没进行过，所以用作科研经费报销的发票很多都是直接购买的，“学生回家的火车票在开学后都会被导师要走充当调研的交通花费”。有的重大科研项目“光是导师买发票充当的士票就有30多万元”。

有的调研活动导师确实组织学生去了，可住宿费和餐饮费都是当地相关单位或部门支付的，而导师却拿着发票再报销，“只要有发票就行”。

理工科的科研项目可操作空间更大，一些实验器材并不好监管，导师可向指定的公司购买，有时原本15万元的设备会摇身一变值50万元，“中间的差价导师能拿到大头”。

如果说纵向课题都在花国家的钱，那横向课题则更像是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与高校教师的“互利共赢”。某事业单位需要进行某项目的科研调查，相关负责人就找到自己熟识的某985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将此科研调查交给教师，教师让自己的研究生查找资料、生编出了一本调研报告。至于酬劳，“这份调研报告事业单位给30万元，导师一个字没写。给了我3万元。”一位参与调研的研究生说。

科研腐败危害各方

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持续大幅增长。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保持了年均18%的高速增长。一方面，这些投入支撑了我国科技事业的长足发展；另一方面，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资金使用违规违纪现象屡禁不止。“原本用来做科研的钱很多都进了个人腰包，这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极大浪费。”一位相关专家表示。

科研经费原本是为了学术研究的，可很多调研根本没有进行，这严重影响了学术创新和我国的科研水平。“庞大的科研经费往往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某985高校的教授如是说。

导师利用科研项目圈钱，对其学生“言传身教”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现在读博三、立志毕业后做大学老师的许杰在经历了自己导师因为滥用科研经费被学校处分之后，“开始动摇了自己教书育人的理想”。“不想跳进科研腐败的大染缸，可现在中国高校的学术氛围就是如此，怕自己做不到洁身自好”。

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辑刘武俊认为，没有健全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任何一个神圣的学术殿堂都有可能沦为硕鼠的乐土。建立健全一种让高校科研机构的精英群体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愿腐败的制度环境，才是防治科研腐败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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