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获奖者为日美科学家，华裔科学家则无缘获奖。国人失望之余，再次将关注焦点放在了国内大学的基础学科状况上。不少人指出，在如今的大学里，经济、金融、管理类专业受到热捧，理学等基础学科却坐上了冷板凳。
我国大学学科一般分为13大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和军事学。经管专业分为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大类，两大学科所涉领域虽有所不同，但都与国民经济运行紧密相关。理学则为相对基础的自然科学学科，包含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理论研究专业。
记者查阅了教育部公布的1998年—2012年本科、研究生各学科学生的分布情况，对比了经管专业和理学专业在招生人数上的变化后发现，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经管专业学生和理学专业学生规模均有所扩大，但经管专业招生规模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理学的增长速度。15年间，经管专业本科、研究生招生规模均扩大了10倍，理学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均仅增长4倍，远低于本科和研究生总体招生数6倍和8倍的增长规模。
从每年经管专业、理学专业招生规模变化这一纵向指标来看，1998年高校扩招之前，全国本科经管专业和理学专业的招生规模均在10万人以内，1999年，随着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经管专业和理学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张进入快车道。经管专业招生人数的增长尤为强劲，15年间始终高于招生总人数的增长速度，2001年增长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5.23%。
理学专业招生规模的增长速度则相对缓慢，2002年之后，全国本科理学专业招生人数的增速一直低于招生总人数，甚至在2011年出现了负增长，为-1.00%。2012年，本科总体招生规模约为1998年的6倍，经管专业则为10倍，理学仅增长了4倍。
在研究生阶段，经管专业的招生规模起伏较大，总体增幅明显。增长最快的2001年和2011年，增幅分别达到85.78%和78.99%。但2009年和2010年招生规模则出现较大下滑，分别为-18.37%和-7.09%。
相比之下，理学专业招生规模的变化情况则较为平稳，增幅最大的仅为2000年的34.33%，其他年份则一直保持在30%以下。2010－2012年，研究生理学专业招生人数出现持续负增长，分别为-1.50%、-1.20%、-6.15%。2012年研究生总体招生规模比1998年增长了8倍，经管专业则增长了10倍，理学仅为4倍。
从每年经管专业、理学专业占当年招生总数比例这一横向指标来看，出现了经管专业招生比重不断扩大、理学专业不断缩小的趋势，更体现了经管热、理学冷的特点。
1998年，经管专业大学本科招生人数为89481名，占招生总人数的13.70%，理学专业招生67623名，占比10.35%，两者比例仅相差3%。随后的15年，经管专业招生比重一直上升，于2012年达到903068人，占全国招生总人数的24.14%。理学专业招生人数占比在1998年－2002年小幅增加之后，连续十年不断减少，到2012年，招生人数仅占全国招生总人数的9.21%，低于1998年的水平。2012年本科经管专业招生人数已为理学专业招生人数的2.62倍。
研究生阶段，经管专业的火爆程度同样有增无减。经管专业研究生1998年仅招生9216人，占招生总人数的12.71%，低于理学专业14.92%的水平。2001年，经管专业招生规模超过理学专业，之后差距逐渐增大。2012年，经管类研究生招生规模达到104049人，比例为18.08%，理学专业研究生招生数为54138人，所占比重首次低于10%，为9.41%，研究生阶段经管专业招生人数为理学专业招生人数的近2倍。
对经管专业的热衷还体现在各省高考状元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上。据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4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1977—2013年中国各地区高考状元中，选择就读经济学专业的高考状元人数最多，有288人，居榜首；工商管理专业有283人，居第二位。就读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高考状元人数遥遥领先于其他专业，合计占高考状元总数的38.45%。
经管热不仅停留在大学里，还烧到了社会上。当前，“天价总裁班”频现。2014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学费为58.8万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项目学费为56万元，复旦大学EMBA项目为59.8万元。尽管收费不菲，这些课程依然受到热捧。根据中国科协出版物《中外管理》发布的数据，1991年全国仅9所试点院校开设EMBA课程，到2010年，236所院校获批，扩张了26倍。1991年仅94人入学，2010年超过3.6万人入学，增加了383倍。
我国大学的“重商主义”俨然成为一种潮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对此提出了担心：“当你以就业、挣钱为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很失败。连我培养的最好的学生都说，‘老板，我毕业后想去金融公司。’如果所有的精英都往就业方向走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国家会出问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指出，2049年中国本土应该出十几个诺贝尔奖，否则35年后的中国可能不及今年的日本。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加大对基础科学的重视，从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科技动力，恐怕是我国高校的决策者们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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