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章
九九重阳节已过，社会祝福老人安享晚年，但有些老学者却停不下忙碌的脚步。记者近日走访广东省社科界三位老专家，他们在早已奠定地位的学科领域上，笔耕不辍，充满活力。有人劝他们“该休息下了”，对这个问题，他们会以什么方式回答？
记者手记
他们提供了观察老年人的新视角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他们没有选择静静安享天伦之乐，而是积极延续自己的学术和社会生命:提携后辈，著书立说，忧心家国，继续发挥光和热。年龄之于他们，只代表生命已走过的历程，是谓长度，他们所追求的，恰恰是生命的宽度。
夏书章这一辈人，跨越两个世纪，历经社会变迁，个人升沉与时代紧密关联，因而多都饱含家国之忧，且更为珍惜如今的治学环境。他们即便退休之后，仍然关注社会不辍；虽然各种职务卸去，但责任感依旧不减。从某种程度上说，卸去各种行政职务，恰恰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纯净更少掺杂功利性的治学环境。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感受最深的便是他们的执著与认真，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处世。饶芃子教授不仅将所有采访问题回答，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且多次与记者就稿件深入讨论，甚至细化到用词。张磊先生晚年笔耕不辍。夏书章先生将管理学中的时间成本控制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小时采访，准点开始，准点结束。这种态度可以说伴随他们一生。
夏书章、饶芃子、张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对于老年人的观察视角。老有所为，而且成绩非凡，这对所有年轻人无疑都是好的借鉴。
夏书章
95岁，我国行政学泰斗、中山大学教授、“中国MPA之父
95岁还给博士生上课
对时间拿捏得很准，堪称一绝
70岁时骑着自行车上了海珠桥
以做家务怡情，90岁也不请保姆
养生秘诀：有序、有度、有趣、有数
“我今年已经95岁多8个月了，”我国行政学泰斗、中山大学教授、“中国MPA之父”夏书章边说边抽出自己的手掌，伸出了8根指头，刚好比画成一个“OK”的手势。
这一年，他依然在讲坛第67个年头执起教鞭；在外出席活动，面对问题，言辞严厉正色敢言。学界感叹，夏先生真“刚猛”也。
谈时间：没想过活这么久
夏书章的精神面貌，很难与90多岁的老人画上等号——身材高大腰板挺直，一头银发下双目炯炯。一股雷厉风行的作风，从记者踏进会议室那刻，就显现出来。
“约了9时15分，准点到，很好。采访开始，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他伸出一根手指：“我一辈子都没迟到。宁可我等天下人，不可天下人等我。”
如此开场，气魄非凡。学界传言，近年某次夏书章出席座谈会，一位干部堵车迟到了20多分钟，等他抱拳道歉落座，夏老首先发声：“你凭什么迟到？明知会堵车，为什么不早点出门？”一时，全场被镇住，有些尴尬。这件事，夏书章还记得。他诚恳地说，能理解城市交通拥堵之苦，但是完全可以提前算好。
2010年，夏书章还写了一篇《时间宝贵》的论文，聚焦人的“问题不在是否知道时间宝贵，而在知而不行”。60岁，他骑10分钟自行车从家里去教室；70岁后，学校不让他骑自行车了，他算好要走路15分钟，96岁，要走半小时。他都风雨无阻，拄拐提前出门，学生很感动，说老师还冒雨来讲课。他摇摇头：“时间定了，就改不了了。”
谈到另一个意义上的时间，他语速减缓，松开手掌：“我也没想过活这么久。”家里与他同辈的4个弟兄已过世，他仍耕耘不止，正道直行。
谈工作：闲下来可不高兴
常言道，“人到中年万事休”，“七十老翁复何求”，感慨中老年人过了巅峰之境，身体力衰，功利心减，对人生不再有强烈的追求，转向一种怡淡的心境。然而，夏书章偏偏讨厌这两句诗：“我都不同意，我只知充电与加油。”
采访前，他已经读完了一份中国社会科学报，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的最新学说；回家后，他还要读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等，也拿起广州日报等地方性新闻报纸。国家大事他知道，连“神马”这样的流行词汇都有所了解。
思考至深，他将所想所感化成笔墨。比如就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夏书章写了一篇近年来罕见的长文《中国梦与社会性别平等》。夏书章从社会化了和性别化了的“人”来理解、研究社会发展，展示了他对公共管理发展热点的把握和思考。
他还关注MBA、MPA班成部分女同学“高级婚介所”的消息：“这些人当然有，不过学习归学习，不好好学将来会后悔的。”
这些年，他不再到外地参与学术活动，但是会经常激扬文字，工作激情照旧。94岁高寿的老伴汪淑钧说，夏老从小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很深，以前还会拉胡琴、吹笛子，现在最多看看电视，其他时间就是看书、给博士生上课，“忙起来就很高兴，一闲下来反而不高兴。”
谈老年：九旬还自己做饭
前不久，夏书章让家人学生紧张了一次，一次感冒竟大动干戈住了院。“我说有什么紧张的，5天就出院了。”他有些得意，把自己的养生之道，总结了两个特征“生活注意”、“保持运动”。
70岁前，骑车一直是他最经常的运动，还能一口气骑上海珠桥，不用下车推行。后来学校实在不敢再让这位“镇校之宝”骑着自行车上下坡，全家总动员一同劝告，他只好接受好意，改成步行。
正常的运动虽然“取消”了，但是他在家务劳动中怡情。“我不请保姆，现在微波炉什么电器都有，”如何饮食，颇有讲究。夜宵是没有的，肉是不多吃的，水是一壶接一壶的，连外出都必定带着一个绿色的透明水壶。
两个九旬老人动手做饭，自得其乐，两人有时候也会小“拌嘴”。汪淑钧批评他懒，“我不承认我懒，”夏书章一笑，“我只是放过一些不重要的事，做关键性的事。”大事上，他会听老伴的，他60岁开始戒烟，40多年烟龄了，他以前一天能抽两包烟，汪淑钧要他戒，他再也不碰烟草了。
说到这里，他一看手表：“10点09分了，约了1小时采访，还剩6分钟。”他想了想，介绍了与老伴总结的长寿四句话：“做事有序，饮食有度，生活有趣，心中有数”，把自己晚年自得其乐的心境表达出来。语毕，时间到，“好，采访结束。”
“夏老上课，时间拿捏得很准，经常下课铃一响，课刚好讲完。真是堪称一绝。”他的博士生、在广东商学院任教的姚军老师感叹道。这种体会，记者也感受到了。
常言道，“人到中年万事休”，“七十老翁复何求”，然而，夏书章偏偏讨厌这两句诗：“我都不同意，我只知充电与加油。”
饶芃子
年近八旬，暨南大学教授，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首席专家
自谦情感化女学者
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如果生活中没有诗，生命会乏味得多
与年轻人喝茶聊天，是高品质的调剂
用心储存和保护友谊，就不孤单落寞
“我现在还停不下来。因为我们承担的一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仍在进行中。”暨南大学教授饶芃子向记者坦言。
眼前的饶芃子，一头黑发，仪容典雅，带着淡淡的香水味。她年近八旬，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在别人眼中已是学术名家，可以急流勇退，享受清闲晚年。然而，她自己却说，不敢也不承认自己是“学术名家”，只能说是一个纯粹的“学人”，一个比较情感化的女学者。
谈科研：促进新兴学科发展
近3年，饶芃子虽卸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的职务，但仍工作繁忙：她领衔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刚刚修订再版，这是学界第一本该学科的国家级教材；每年都有论文、评论发表……最主要的任务，是担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首席专家。当时，是她代表暨南大学文学院团队，赴北京答辩而获批立项的。
为什么这个岁数还承担重大项目的工作？饶芃子说是工作上的需要，也是客观诸多条件促成的：一是因自己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早；二是广东是这一领域勃兴的“起点”，暨大是其学科“发源地”，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时间长，队伍也比较大，有地缘和学术优势，如能通过此项目，团结其他省的学术精英，共同努力，将有助于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
不过，生命有其规律，体力脑力总是随着年长而有所衰退。谈及这些，饶芃子说：“有时确实太忙，‘压力山大’，想放下‘担子’休息，但自己的感情已融入其中，很难做到。我写作、做项目，都不是从功利出发。这么大年纪，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别无他求，但内心依然热爱自己的专业。”从学科领域的角度，她说：“当中有一种生命的依托感，不只是专业的责任”。如果生活中没有书，没有诗，没有可以让人反复阅读的《红楼梦》，她感觉生命会乏味得多。
谈文学：已融入生命和灵魂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老有所为，“为”的激情已与年少的意气不同。大多数“退而未休”的专家学者，不需为职称奋斗，也无需为职务努力，他们秉持着对学术的信仰，延续科研的激情。休息，更多是对工作的一种调节。
饶芃子热爱文学，她说：“我与文学有一种很深的情缘。文学是我喜欢并且愿意为其奉献自己精力的事情。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依然不会淡化它、放弃它，实际上，它已融化在我的生命和灵魂之中。文学还增长我的智慧，拓宽我的思维空间，使我进入晚年，放下职务，退出教位之后，依然能在阅读和写作中收获一个又一个的‘果’，就是在独处的时候也并不寂寞。”她还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学是我生命的守护神！”这是她从文学所获得力量的一种形象表达。
她的学生说，她每次讲文学问题，总是激情洋溢。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傅莹则说，每每自己情绪迷茫低落时，“只要去到老师家里，就会被老师的热情活力和冲劲所感染，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谈及日常的生活和休息，饶芃子说主要的运动是散步，阅读是她生活很重要的内容，不会慵懒地等时间流逝。有时一些校友、学生也会给她打电话，约在一起喝茶、谈心，她觉得经常与年轻人交流，能激发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变得“年轻”，这也是很惬意的事，是生活中高品质的调剂。
由始至终，饶芃子用理想、期待、感情等充满个人温度的字眼，去形容自己与文学一辈子的“情缘”：“对于文学，我一直情有独钟，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我的文学梦想，还在飞翔。”
谈友谊：老年人最温暖的“外套”
她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当过暨南大学副校长，六届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广东省第八届人大常委，广东省社联、广东省作协的副主席，已有相当的社会影响。
但她至今仍毫不懈怠，还常常教导自己的学生，首先是要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尽职尽责；要学会“尊重”他人，不能勉强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要懂得“感恩”，珍惜别人对自己一点一滴的关爱、支持和帮助，不忘回报，纵使无力回报，也要铭记在心。
饶芃子还说，真正的友谊是老年人最温暖的一件“外套”，要用心去储存和保护，这样就不孤单、不落寞。坚持做这个年龄自己能做的事，帮助那些比自己困难的人，对自己也是一种身心的洗涤和心灵慰藉，是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
“我的内心依然热爱自己的专业，从学科领域的角度来看，当中有一种生命的依托感，不只是专业的责任。”
张磊
81岁，供职广东省社科院56年，国内辛亥革命研究的知名专家
年过八旬要重编安徒生童话
工作意义是他不断前行的力量
普及中国近代史，为社会做贡献
痛心历史的严谨没有得到重视
保持求知欲、独立的判断与思考
今年4月，刚动完手术不久的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张磊，以81岁高龄，颤巍巍地来到由广州日报与有关单位举办的“纪念向秀丽烈士牺牲55周年座谈会”。
“历史不应该被忘记，我有责任与大家重温探讨，所以，我来了。”他说。
作为国内辛亥革命研究的知名专家，张磊近年到多地参加学术座谈会。他认为，向民众普及中国近代史、阐发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很重要，所以“只要身体还做得到，就为社会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夏书章、饶芃子等总结，自己之所以“老有所为”，源于对学术的专注和报答家国的热诚。而张磊，一位八旬老人痴迷辛亥革命研究的史学人生，从另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晚年：欲著“孙中山大传”
每天早上7时多起床，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就待在书斋中到晚上近9时，张磊56年来在广东省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养成的习惯。
56年来，他自述不是没有过机会离开这个单位，去更好的单位高就。但是他不愿改行，谦虚地说：“我自己感到我的工作非常浅陋，但是很有意义。”
现在，工作意义仍然是他不断前行的力量。史学界近年出现了争议，有声音为袁世凯翻案、贬低孙中山。张磊不敢怠慢，想起自己在日本看到的史料原文，拿出来与学界探讨。
唇枪舌剑、笔伐往来，如今他坚持对记者说：“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更深入、丰富，但不能贸然翻案，颠覆已有公认的评价。”
他痛心的是，历史的严谨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重视。他举例说，近来出版的通俗历史书籍中，很多书籍为了博关注，没有合乎真实。
史学在各种学派、理论、新史料中激荡发展。张磊说，永远保持求知欲，维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与思考，方能成为真正的史学家。如今，他有意要超越自己。他的《孙中山思想研究》(1981)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大陆学者第一部系统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学术专著，如今，他欲倾尽晚年心血著述一本“孙中山大传”，望与后来人共研究。
开拓：重编安徒生童话
除了本职外，张磊在晚年开拓了新的疆土——重新编写安徒生童话。这让旁人大感兴趣，这是张磊“返老还童”的表现吗？
张磊哈哈一笑，摇摇头。原来，他的外孙女们小时候常缠着他要求讲童话，从丑小鸭到卖火柴的小姑娘，在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张磊痴迷上了角色纷呈、充满悲伤与绮梦的美丽故事。如今，外孙女们都长大了，但张磊却越来越痴迷。
“丑小鸭，在鸭子群里总是受欺负，那种自卑感源自于从小就为贫困所折磨的安徒生。他想当一名歌唱家、演员或剧作家，屡试屡败，这不是还没长大的丑小鸭吗？”说到动情处，他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内心与安徒生产生了共鸣。”
另一个晚年的写作计划形成了——重新编写安徒生童话。张磊打算以史学研究方法和文学理论相结合，把安徒生生平史融入他的童话中，重写一遍。
时间：感受到“来日方短”
由于不久前他动过一次大手术，女儿经常劝告他已经退居三线了，就要以身体为重。没想到张磊反驳：“正是因为现在是个志愿者，这些工作不做，就没人替我做。”
于是，他几乎每天都拄着拐杖、绑着护腰，忙碌在工作岗位上：“我真感觉是来日方短，而不是来日方长。真的是夕阳了，不过只要给我工作，我绝对负责。”
当记者问他，这么多工作会不会很累。张磊摇摇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最好的方式，就是趴倒在工作台上。”
现在，工作意义仍然是他晚年不断前行的力量。“如果有一天我离开，最好的方式，就是趴倒在工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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