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浙江温岭52辆新校车撂荒农村近1年，甚至沦为公厕，这一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有人质疑、有人惋惜、也有人为52辆新校车今后的出路出谋划策。这一事情本身的前因后果、是非曲折，还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但新校车之所以撂荒，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没有市场需求。作为一种市场化行为，相应的市场需求调查、可行性分析必不可少，否则风险也是难以避免。二是无法获得“校车使用许可”。抛开浙江温岭这一事情本身，从全国范围看，如何使“校车使用许可”既重规范又讲效率，确实有待在政策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逐步加以完善。

目前，各地对校车许可证的办理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要求，从保证学生生命安全的角度看，无疑非常必要。但由于办证程序繁杂，时限过长，以至于在一些地方性的《校车安全管理办法》出台后，很多地方的校车许可证的办理一度出现停滞状态，其直接的后果是，给学校校车的正常运营造成影响，也使得一些没有获得校车许可的黑车依旧泛滥，学生的生命安全难以得到保障。从规范管理的角度看，一味封堵并非良策，疏堵结合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在我国要不要发展校车服务，发展多大规模的校车服务，社会各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当前，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进行规范，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方便学生就读。尽管如此，在一些公共交通尚不发达的地区，校车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既然校车有其存在的必要，严格规范校车使用就显得格外重要，毕竟学生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在确保学生安全的前提下提供校车服务是人们的一个共同期待。

就“校车使用许可”的审核而言，单单依靠教育行政部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校车使用许可”上，国家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等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虽然“校车使用许可”涉及多个部门，但如何加强统筹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同样至关重要。今年4月底，《深圳经济特区学校安全管理条例(草案)》提交人大会议初审，其中，拟通过特区立法直接授权教育部门行使校车许可权颇为引人关注。按照《条例》的规定，市教育行政部门在收到校车使用许可申请后，分别征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而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校车使用许可主体为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也就是说，校车许可的批准与否应当由市级人民政府决定。审批主体的变化，是深圳“校车使用许可”改革的一个突破。依笔者的理解，这一变化的最大寓意在于强化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通过降低“校车使用许可”的审批层级，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应当承认，深圳“校车使用许可”的审批权由市级政府转变为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这种做法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降低了“校车使用许可”的审批层级，有利于在办理校车许可证时进一步缩短时限、提高办证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管理不到位，把关不严，确有可能引发新的管理漏洞，甚至带来新的安全隐患。因此，这一管理职能的转变实际对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校车使用许可”的标准不该有任何降低，程序也不该有任何弱化。毕竟在赋予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责任更加重大，教育行政部门应本着对学生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把好校车入口关。从一定意义上讲，“校车使用许可”既要重规范也要讲效率，实际是对校车管理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要求。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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