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这么读拖长腔读的，你们就按照正常人说话那样读就行。”2014年7月17日上午9点，在山东章丘市党校礼堂内，上海市特级教师贾志敏对着讲台下几十位章丘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说。这是一次真语文示范课，贾志敏老师上的课文是台湾作家谢武彰的《卖鱼的人》，孩子们摇头晃脑地习惯性地拉长“朗读腔”，马上被他纠正。
“你教的是语文，什么叫语文？口头说为语，书面说为文。我们是教语文，而不是肢解课文。”学生默读课文的空当，白发苍苍的贾志敏老师转身，对着台下说。台下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00名中小学老师和校长旁听了这节示范课。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就坐在第一排。这位真语文活动发起人留着他标志性的大背头，不停地做着笔记。
“语文课的问题出在课堂上，但根子上在领导，领导不重视。”在稍后的总结发言里，王旭明说。他的发言引来了雷鸣般掌声，鼓掌者包括坐在他旁边的章丘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毒舌”和特级教师一拍即合
76岁的贾志敏老师的语文课，被王旭明称为“真语文课”。两年多来，这位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在全国各地的课堂里听了不下几百堂语文课，对语文教学中的弊病与顽疾不吐不快，“我走了这么多教育行政部门，大家都觉得自己好。但其实我们明明存在这些问题，就是不说，就是不批评。大家都在一种虚假的繁荣当中。”
“基层教育领导最喜欢听的是语文课，并且他们喜欢评语文课。但是，他们的一些个人喜好非但没有促进语文教学，反而误导了老师们。”在王旭明的印象中，产生假语文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教育层面的，有教师自身素质与水平的原因，也有个别领导和教研部门的误导。
王旭明曾听过一堂《斑羚飞渡》的语文课。老师上课，学生读课文后，老师一边放音乐，一边用PPT放映老斑羚用自己的生命救下小斑羚的场景。然后老师朗诵道：它们展现了多么崇高伟大的爱啊！—这是发生在今年4月在青岛举行的真语文说课系列活动上的一幕。
王旭明“发了飙”，他发了一条微博点评，“老师无节制放纵情感，什么老羚羊的无私奉献呀，勇敢付出呀，伟大与崇高谱写动人之歌云云，在音乐和画面的烘托下，闹极。这是当下时髦而虚伪的语文课，真的假语文。”
这是王典型的语言风格，不留情面。但批评者认为，王的这个点评太“刻薄”，他被封为“毒舌”。
但后来谈到这段，他和颜悦色起来，他至今也没觉得点评得有什么过分之处，“语文课讲《斑羚飞渡》，那你就将斑羚怎么飞渡好了，你就不要拔高了，谁让你拔高什么无私奉献、伟大的爱、人要向动物学习……这是语文吗？你就讲好你的语文，讲《斑羚飞渡》，我们就从飞字讲起，飞是什么词、找出文中与飞字有关的词，就完了嘛。你不能因为都习惯了拔高，就认为正确啊，正因为是习惯，我们才改呢！”他比划着，话语像竹筒倒豆子一般抖落。
这并不稀奇。作为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许多发言，均让他处于漩涡的中央。在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中，王旭明曾算是最独特的之一，他的每次公开表态，都引发公众关注，在任职教育新闻发言人期间，王旭明持续与一些媒体及评论人唇枪舌剑，“中国教育成功论”、“名校生养猪论”，为媒体对其表态之浓缩。
对批评声，王旭明几乎都是公开回应。而在卸任后，作为培训班讲师，他陆续给政府官员、企业部门等各有关方面人员做了很多关于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顿悟，新闻发言人不应陷入“技巧论”的漩涡，“新闻发言人的核心是人。”
卸任6年来，王旭明也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毒舌”之举，对于争议，他自认为是“性情中人”，处事特质是从不回避，从“取消小学英语课”到炮轰中国的语文教育，他已习惯被话题包围。
而贾志敏老师亲历的一场示范课是，一位年轻老师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这一课的时候，特意做了个机关，连上一个爆炸物，讲到关键时候，这位老师猛一踩，课堂上烟雾弥漫，学生被吓得躲到桌子底下，旁听的老师则以为发生地震了赶紧往外跑。
语文课要这样的轰动效应吗？
“语文课堂拒绝精彩！”曾当过57年语文老师的贾志敏说。但他沉吟半晌，又承认，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很叛逆的”，放在中国教育复杂的考评体系下，一切显得那么薄弱，“教育主管部门就是看考试，所以只能应试教育；而教育主管部门的教研员，改变他们的思想很难，他们对课程的要求是要精彩，要热闹。”
1962年，叶圣陶在北京中华函授学校举办的“语文学习讲座”的第一讲中曾讲到，“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叶圣陶的意见是，小孩读书就像说话。这是叶圣陶的秘书亲自跟我说的。”贾志敏回忆。叶圣陶先生的这段话，也多次被王旭明所重提，在他看来，现在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
王旭明和贾志敏在语文课上的共识，促成真语文系列活动的展开，“我们一拍即合”，贾志敏说。2012年11月23日，在福建泉州“新课标新思维新探索—十四省市32校小学语文联合教学研讨活动”上，王旭明当天发言的主轴是《走向语文教学的本真》，这次发言行动，被他后来归纳为“聚龙宣言”，他倡导的这场公益活动是期望“语文老师先觉醒。”
收录“周杰伦”的教材大修
“现在我们的教材选文一个大的问题是，一是脱离学生生活，二是语言罗嗦，无特色。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当前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所有版本教材中共同的问题。”王旭明指出。
最新修订的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以下简称语文版教材），台湾歌手周杰伦的励志歌曲《蜗牛》有望被收录进小学三年级的延伸阅读，而歌手韩红演唱的《天路》则以诗歌的形式被选入小学二年级上册第二课。
这套目前在广东、湖南、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宁夏等部分地区使用的语文版教材，共面向2000多万名学生。但语文版教材修改引发轩然大波，周杰伦歌曲缘何能够进入语文版教材？
在主导教材修订工作的王旭明看来，教材的改编和让周杰伦进入教材是“真正的语文本质的回归”，另一个原因在于，“因为我是他（周杰伦）的铁杆粉丝，才对他有了解，也才能够下这种判断。”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洪亮，字正腔圆。
在微博上，王旭明不止一次地说过，“杰伦是真语文典型”。周杰伦的《菊花台》一度曾是王旭明的手机铃声，在一拨处事低调的官员中辨识度极高。
自从2001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启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通知》，正式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后，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开始实行“一纲多本”制。语文出版社的教材由此开始走向市场。
而后的2011年，教育部下发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对语文教育的课程特点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人们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
2013年9月教育部发出修订各版语文教材的通知，王旭明认为，这既是一次机会，也是他的主业所在，“作为语文出版社社长，当然首先要关心语文、关心语文出版，这是我的工作使然。”
这也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在教育部担任十年“新闻官”之前，他曾在北京丰台第七中学当过7年的基层语文教师，这段履历让他丝毫不掩饰他自己对于语文的偏爱。“语文是我曾经的理想，是过去的诗话般青春，是我所有本领的基础，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根。”他曾作诗。
这也是他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岗位卸任、主政语文出版社后，语文版教材面临的首次修订。在他看来，是一个接地气的活儿，“我觉得教育部的领导对这个事情，他们没有提出反对，就是支持吧。”
而对这次教材改革，王旭明酝酿了很久。经过半年多紧锣密鼓的工作，他与他的团队完成了教材修订工作，“2014年春节前，我们送到教育部的教材是第一批的一年级、二年级、七年级、八年级教材，共八册，选文改动大约30%，练习换了60%左右，教育部已经给了初步意见通过审定，目前正在等待教育部的审定结果。剩下的第二批教材是2014年年底送审。”他表示。
修订后的教材也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单元。“我一直认为，国学应该是语文教学的核心部分，我们的语文教学改革，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是，应该加大优秀文化传统的篇章。”王旭明强调。
在这个方面，不乏个体在为改革语文教学而做出的尝试。比如，上海《收获》杂志的编审叶开就在今年尝试自己编写了一套语文教材《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而叶开的《对抗语文》出版时，一年之内曾加印了5次。“对语文改革做出的各种尝试，都应该肯定和支持的。但我们国家的教材制度是学生们使用的教材必须经过国家审定，而叶先生这个教材是不用经过国家审定的，所以这两者就缺少可比性。”王旭明说。
而最后修订的语文版教材，其实经过了一些思虑与权衡。“在现行教材制度、政策和多种因素制约下，语文版教材没有脱胎，也没有换骨。”他不得不承认。
一个欣喜是，语文版教材专门保留了中学教材里的演讲单元，“就是把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辞放到九年级的教材里去了。
我个人更倾向于鲁迅、老舍、丰子恺、林语堂、梁启超这样的名家名作，但鲁迅还可以，其他作家我们要考虑到篇幅的比例，在这里还要做一些平衡。”他表示。
只是拿“假的”教学开刀
“教材只是语文教学中很小的一块，语文教育改革更重要的是语文老师的观念改革。”2014年7月15日，一位来自四川成都芳草小学的一位基层语文老师说，语文教育已经式微多年，积重难返。
而在章丘第二实验小学一位老师看来，中国语文教育中最不被关注的反而是小学语文教育，“人们只关心中高考成绩。等回过头来，才发现，这个教育金字塔的底部已经塌了。”
“假语文存在于四个方面：假的语文考试、假的语文教材、假的语文老师和假的语文教学。我只是拿假的语文教学开刀，因为那三个我觉得壁垒森严，我深知力量单薄，无法涉足，所以我只能抓住相对的薄弱的、我可以控制的语文教学来开刀。”作为关心高考改革变动的教育界人士，王旭明也深谙无形的“高考指挥棒”之强大。
他不回避他的职务身份对于真语文活动推动带来的帮助，语文出版社社长是正厅局级干部，“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此外就是他的各种影响力，包括他是粉丝过百万的微博大V身份。但实际上，许多困境难以言说，有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只是“礼节性”地接待一下。
难处在哪儿？“最大的难处就是缺乏行政力量的支持。应该把推动语文教学改革放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差之千里，现在还是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建楼、建立外部关系、学校管理上，但在教学上用的工夫太少了，这个工夫当然也包括经费倾斜。”王旭明说。
2013年9月，王旭明在他的微博上发出他的提议，“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他甚至主张，中考和高考去除英语科目，提高汉语测试比重。这宛如一石千浪。而就在王旭明炮轰英语课之后月余，北京市教委2016年北京高考改革要点公布，其中显著的两个要点是：语文从150分上调到180分；英语从150分下调到100分。
“现在是语文教学改革最好的时机，现在就看你给不给力了，但我告诉你，就语文教学目前的现状，是很糟糕的，给它加分还不如加在外语上头。”他显然没那么乐观，在不久前与“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王强一起做客一档视频节目时，他甚至说，“汉语教学的改革那个路，比英语教学改革路还长，可能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都解决不了。”
“我对他的前景不看好。原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根深蒂固，很孤独，我也很孤独，都是凭着一己之力。我感到他的想法、做法、观点都是对的，但许多人不一定认可。必须有一些官员接受才行。”被许多语文老师称为“教育守望者”的贾志敏老师也这么说。
“我的问题是，谁会成为下一个贾志敏，谁会甘于在小学语文的课堂当一辈子老师并以此为乐而不是去当官？”7月17日上午，在山东章丘，一位基层语文老师将问题写到实时的电子屏上，提问王旭明。
“在座的每一位，都可能成为贾老师。”对着台下老师们，王旭明飞快地回答。
但在私下交流的场合，他对记者说，他的心里觉得很悲凉，这个时代，急吼吼地向前，“产生贾志敏老师的土壤，已经（很难）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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