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语的改革，既有赞成者，也有担忧者。
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中，学习英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视为不同的工具，而当英语被搬进课堂，与升学紧紧关联在一起的时候，英语也被逐渐推向了神坛，它的意义也已超越了一门语言。在2010年之后，学习英语的热潮从提分应试慢慢转向了英语应用。
学习英语热潮的兴起，在热火之后带来的改革与冷思考，撬动沉重的高考改革，许多人希望通过解剖它，让英语回归语言教育的本质。
这样的解读也在试图为当下 “英语难题”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
近年新变化 从完全应试开始转向英语应用
在从事英语培训教育的十年里，张媛媛觉得中国人学英语最明显的变化是，从完全应试教育有了向素质教育的转向。“开始培训班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提高孩子的考试分数，完全是为应试教育所准备的。但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有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家长送孩子来培训班，不仅仅看分数，也注意到孩子人格、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张媛媛回忆，在2010年之前以及更早一些，无论是培训班本身抑或是家长，对于英语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提分。“有钱的家长跟我们老师说说好话，再交几万块钱最后要分数，这是常有的现象。”张媛媛说，这种方式教下来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应用。其中她的一个学员，托福和GRE都拿了将近满分，但是出国后还要把英语重新学一遍。
高考英语政策的变动以及家长需求的变化，培训班自身的教学方式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张媛媛说，现在培训班主要分为两个阵营，以提分为主和以应用为主。提分的培训班还是秉承传统的教育方式，而应用式培训班则更注重孩子综合英语能力的培养。“这实际上是两个极端的阵营，既然有考试就要有分数的考虑，但是同时又不能忽视孩子能力素质的培养。很多家长抱着两全的心理，给孩子同时报了两种培训班，反倒增加了孩子的负担。”
功利性学习 托福满分出国后仍需重新来过
刘威目前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负责产品研发，曾经从事英语教学近15年，在他眼中，普及多年英语教育，但是能无障碍交流者不超过5%。“从我个人来说，高考150分的题目，我也考了130多分，而且大二的时候就把四级过了，按理说成绩也是挺不错的。但是当时也不能够阅读英文原版书籍和看英文原版大片，更别说无障碍交流了。”
“我有个同学，出国前，考托福接近满分，但是到国外后又花好长时间再攻语言关。那我们是不是该想一想为什么学了十几年英语，我们还会存在这么多问题呢？”刘威认为，以最熟悉的汉语来说，首先，婴儿一开始肯定是先听爸爸妈妈和周围的人说很多的话，然后慢慢地再发一些简单的音。大部分孩子首先学会说的应该是妈妈或者爸爸。孩子最开始听到的是爸爸妈妈这个音，然后慢慢地再通过模仿发出这个音。“等长大了一些，孩子就会判断爸爸妈妈的含义，分辨出谁是爸爸，谁是妈妈。到了上学之后，他可能才会学爸爸妈妈怎么写，了解它的形，这是我们学习掌握母语的一个过程。”
刘威说，同样，英语也是一门语言，从本质上说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的小孩，学习英语也是像学习汉语这么一个过程，首先也是听音，然后自己发出这个音，等长大一点，会了解到所说的这个音是什么意思，上学之后他开始会写这个词。“国际语言专家认为，掌握一门外语，我们经历的是语音、语义、句法和语用四个阶段。”
学英语怪圈 许多人被英语折磨却不敢不学
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打出的吸引人的广告和机构介绍，“哈佛”、“耶鲁”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产品介绍中，迫不及待地展示着“权威性”。家长们也是趋之若鹜，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众多家长都无法对英语培训免疫，纷纷给孩子报学习班，“大家都在学，连孩子都感觉着急了，你说学还是不学？”一位家长说。
据统计，在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但效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某知名教育集团发布全球首份《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年花费300亿元用于英语培训，但实际效果依然不佳，中国在44个母语为非英语国家及地区中，英语熟练度仅排在29位，在亚洲区域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泰国。
“英语教学与应用脱节的十分严重。”张媛媛说，中国在学校教育和职称评定等方面“过度重视英语”的做法，正令30多年前兴起的“英语热”陷入一种怪圈。“许多人被英语折磨着，甚至要自娱自乐地让自己去学习英语。”
英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第二语言，并不是母语，必然要考虑到客观环境，只存在人为搭建的短暂的语言环境。中国学生并不像国外的孩子一样存在24小时的英语环境。刘威说：“这就要结合我们孩子的生理特点来分析一下了。0至6岁是孩子被动学习的一个阶段，主要靠听说模仿来进行学习属于输入阶段。6岁之后属于主动学习阶段，主要是通过书本上获得知识。所以我们就应该有意识地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唤醒他们的学习欲望，教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让他们更好地主动学习。”
解读
不能一刀切
选择权该给学生
在熊丙奇看来，英语教育的问题是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在单一评价模式之下所有学校一刀切要求所有学生学英语，而学英语的目的仅是为了升学，这偏离了英语学习的本质。
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就在其微博上倡议，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如果作为兴趣来学习英语倒也无可厚非。”他提议，教育行政部门应明令禁止升学与英语挂钩，教育行政部门要明令学前教育不准有英语学习的内容和要求，小学低段也不得开设英语课。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孙有中表示，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因为降低高考英语权重而导致全社会轻视英语的战略误判。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力的提升，其实都跟整个国民的英语能力有关系。不是13亿中国人民都要把英语学好，而是中国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一定要学好英语。
在刘威看来，学习英语不快乐，是教育问题，不是语言问题，英语需要不断地练习才能掌握，这就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加上目前有些教学方法不科学，加重了学习者的负担。
“全民英语”加上“应试教育”模式，英语的交流工具作用被人遗忘，反而变为“应试英语”、“学位英语”和“职称英语”。
熊丙奇认为，高考改革将英语改革作为“突破口”，有现实意义。但这一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把学习英语的选择权交给学生。大学自主提出学科、成绩的要求，中学实行学分制教育，那些今后准备出国、准备报考对英语有较高要求的学校、专业，或从事需要英语工作的学生，可选择学习更高难度的英语。这对高考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能停留在只调整分值，还需打破现行的高考集中录取制度，推行高校自主招生、中学自主教学，进行个性化、多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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