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要离开了，中间要经历一段黑暗。走过这段黑暗，你会看到故去的亲人们在温暖的灯光下迎接你。”这么温馨的一段话，是一个小男孩给他即将离去的亲人写的一段话，说的是死亡。
在中国，“死”这个字是很避讳的。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的说法替代“死”。但在西方国家，死亡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咨询门诊副主任心理师王彦玲这么多年经常遇到因为亲人离开导致居丧反应的就诊者，“其实面对亲人的离去，每个人都会有痛苦。但如果接受过死亡教育，面对死亡可能会更坦然。”王彦玲说，在西方国家，老师会让小学生给自己写墓志铭，家长也会带着他们一起到墓地和故去的长辈说说话。“这其实就是一种死亡教育。”但在中国，很难见到家长能够坦然地与孩子谈论死亡；很难见到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去殡仪馆送故去的人最后一程，“有些人可能觉得殡仪馆‘阴气重’，有些人觉得说死不吉利，也有人怕见到鬼。”
中国人大多数看似没有宗教信仰，但却笃信鬼神。王彦玲说，“鬼神崇拜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比较低级、原始。”死亡是一个人一生必须要经历的，但关心死亡的人很少。在王彦玲看来，现代人的关注度尚停留在物质层面，大家都忙着挣钱、买车、买房，精神层面的关注相对来说还不够。“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给即将离开的人以温暖，如果我们自己面对死亡也能很平静，那才是真正的成熟。”
见惯生死的医生面对死亡
也很难超脱
普通人很少能直面死亡，但在医院的急诊科医生则完全不同——急诊科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张国强在急诊科工作了20多年。他说，即便是他面对亲人的离去、面对患者的离去也不可能内心没有波澜，“只不过医生在患者或者亲人离去的时候更沉稳、更镇定，更有条理。”
张国强还记得十多年前，有个17岁的女学生来到他们这里就诊。小女孩最初只是感冒，等她到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看病时，已经发展到循环不好、血压不稳定了。不过，小女孩的意识仍然很清楚。“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把她送到抢救室的过程中，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说：‘我是不是不行了？’”张国强躲开了她的眼睛，“从病情来看，确实非常严重。”张国强知道小女孩的病是暴发性心肌炎，但他还是说：“没关系，你到我们这儿，我们肯定尽全力。”考虑到小女孩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情况，医院把所有的抢救设备和仪器搬到了抢救室。但是20分钟后，女孩病情就急剧恶化，出现了致死性的心律失常，很快离开了。“在抢救中，我们看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情景，她的父母就跪在那里……”
在这个女孩离开之后，张国强一度不想当医生，“我觉得医生也很无助。”他曾经彷徨，但后来他明白：“虽然在救治方面医生或许不能逆转病情，可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给病人以尊严，给病人、家属以安慰。”
居丧反应是正常的心理过程
一个人濒临死亡之际，他的亲朋好友便会产生一系列心理反应，这就是居丧反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居丧反应是所有居丧反应中最严重的一种。”王彦玲说，居丧反应主要是由心理冲击带来的心理反应，包括想逃离人群、回避亲人死亡的现实、过度内疚等；还有一些家属会执意完成死者未竟之事，而不考虑它是否重要。其实，居丧反应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根据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度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人很快能从居丧反应中走出来，有的人则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即使最严重的居丧反应一般也就持续约两个月左右。“如果亲人离去半年后还不能从居丧反应中走出来，就必须要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一个人出现居丧反应后，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新建立生活的意义。“为什么孩子离去后的居丧反应是最重的？”王彦玲说，在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就导致一个家庭往往以孩子为中心，孩子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精神支柱。一旦这个支柱塌了，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必须要重新建立生活的意义，要让他们知道，生活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居丧反应会慢慢变得淡下来。一般来说，5年之后，即使是最严重的居丧反应的人也能够相对平静地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
人人都做心理干预专家
最近几年来，心理救援已经成为一些灾难事件发生之后的“标准配置”。5·12汶川地震后，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们曾经到四川灾民的帐篷里面为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去年4·20芦山地震后，北京的心理专家再度奔赴灾区。前段时间，马航客机失联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专家们分批走进家属住地，截至目前已派出18名心理援助专家与120、999一起参与机场和乘客家属住地的医疗保障工作。参与心理保障工作的医院心理专家们每天早晨6点多开始工作，一直要到晚上十一二点，等所有乘客家属都回房间后才能回去休息，而且24小时开通心理专线，随时接待家属心理咨询和随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
王彦玲说，“亲人去世”这样的危机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心理专家来进行心理疏导，因此，亡者家属的亲朋好友就是最好的心理危机干预者，在此大难时提供心理帮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时候，懂一点点心理知识非常重要。其实，面对死者亲属，重要的一点是减少不当措施。比如，人们往往不敢把真相告诉死者亲属，结果时间越拖越长，谎话越编越多，反而造成许多矛盾和心理压力。“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不知道结果的时候，这种时候对一个人的刺激非常大；一旦事情完结了，痛苦反而会更快地过去。”很多参加过高考的人，经常会梦到考试的场面，这说明高考对他来说属于一种“重大刺激”，遇到精神紧张的情况，就会梦到高考的场景。
一般亲人离去后，活着的人会经过1到2周的混乱期。其他的人要帮助居丧反应比较重的人尽量避免接触能够触景生情的环境，比如可以改变居家环境或者到其他地方去住一段时间。现在有些人信仰宗教，“不管是信佛还是信上帝，宗教对死亡的解释，能够起到心灵慰藉的作用。”王彦玲建议那些出现居丧反应的人，可以多与朋友谈谈，倾诉一下，也能够减轻压力。而他的朋友们要尽量倾听他的宣泄，而不是说“你别哭，要坚强……”适当增加运动也能够减轻居丧反应。“亲人离去后，不要闷在家里，要多出去走走，可以到商场等人比较多的地方，也可以去晒晒太阳。生活要尽量规律，按时起床，按时睡觉。”王彦玲提醒，如果一个人两个月后还不能从居丧反应中走出来，还是不停地“闪回”一些场面，最好找心理医生看看。王彦玲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她的哥哥去世半年后，嫂子都不哭了，可她还经常哭。“出现了这种应激障碍，必须要借助专业人士的专业指导。”
不妨给自己和孩子补上
死亡教育这一课
几乎没有人在一生中能永远躲开死亡对心灵的冲击。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如何面对亲人的死亡？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现在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五花八门，从课堂内延伸到艺术、科技、体育……但对于死亡的教育几乎为零。“家长在对孩子进行风险教育、减灾教育的同时，最好也可以加上对死亡的教育。”王彦玲说，清明节就要到了，可以带孩子去祭拜已经故去的亲人，看看墓碑，告诉他们这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没有那么可怕。不要老用鬼神吓唬自己、吓唬孩子。只有家长能够正确面对死亡，才能够让孩子正确面对死亡。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死亡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当我们看到很多西方人平静地处理自己身后的财务，坦然谈论和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会觉得他们真有勇气。但其实他们也对死亡心存恐惧和疑惑，只不过各国的习俗和宗教有所不同而已。对于这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世界上很多国家开设了正式的教育课程，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面对它。
死亡教育包括死亡的本质及意义，对死亡及濒死的态度、处理及调适。研究者普遍认为，死亡教育目标是带给社会更多温暖，令人们更加正视生命。
在国外，死亡教育已相当成熟。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逐步开设了这门学科，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也有相关座谈会、研习会。在英国和德国的小学课堂上，殡葬业人员或护士会教授人死时发生的事，并让学生模拟遇到父母车祸身亡等情形时如何应对。
美国
死亡教育分为三大类
英美等国家的死亡教育，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息，和平生活再次走入正轨之后。那个时代陆续出版了一些著名的研究类著作，如1959年美国死亡学先驱赫曼·菲尔德的《死亡的含义》、1977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勒威顿的《死亡教育范围》等，对这一学科和教育奠定了基础。
不过，美国的公立学校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正式展开死亡教育，而且至今这样的课程是准许学生自愿选择。开始这一教育的起因，主要是基于社会犯罪和滥杀情况严重，电视和媒体对暴力行为的渲染以及儿童尝试自杀的现象增多等等。
美国中小学针对少年儿童的特点，把死亡教育分为几大类。
一是消除恐惧。课堂上，老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解释人类生老病死的规律，告诉孩子们死亡并不可怕，但生命是美好的，享受今天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
二是揭示生命的意义。学校会组织孩子们到医院或殡仪馆里，请医生或是牧师讲解捐赠器官的重要性。这样的课程告诉孩子们，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全无意义，他或者她的器官能够让另一些人得到生命的延续，因此值得活着的人表示尊敬。
三是临终关怀。老师和医生会带领学生参加对老人和病人的照料，或是请他们讲述自己在祖父母去世前后，他们本身的经历。让孩子们体验每一人都应该而且有可能有尊严地走到生命的终点。
学会原谅自己宽恕别人
美国教育部门在对接受了死亡教育的学生的回访中了解到，该课程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参加过这个教育的学生，不可避免地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更多地想到自己的死亡，而且他们在医院里听课和服务的时候，心情并不轻松，有的孩子也表示了他们的恐惧。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这些学生慢慢地理解到，这项教育能让他们终身受益。
这些学生表示，他们认识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从此拥有了一种对生命和生活的感激心情。一位姓瓦兹的男子说：“除了‘活着真好’的简单快乐之外，我更愿意善待自己，也善待朋友和家人。我把现在的每天都作为得到的享受，感谢上天的赐予。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和任何人有过争吵了。”
原谅自己也宽恕他人，这是受到过死亡教育的人得到的另一个心理进步。一位单亲母亲在成人大学里学完死亡教育课程后，鼓起勇气给几年前去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她告诉孩子说，她因为他的离去长时间不能原谅自己，也一直担心儿子会对她心存怨恨。现在她不再默默地冥思苦想了，而是主动告诉孩子当时自己的艰难处境，请求他原谅母亲。她说，写完了这封信，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而且再也不害怕以后与儿子在天堂里“相见”了。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理性豁达
调查中发现，上过死亡教育课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不仅自己的生活平静和乐观，而且乐于帮助他人，参加社会活动，做义工投入的时间也比较多。而且他们能够用学到的知识开导别人，自己遇事时，也显得理性和豁达。
在美国中小学任教的教师都接受过正式的死亡教育，因为无论学生是否到了选课年龄，或是不自愿选课，他们都有可能暴露在死亡案例之中，包括亲人和朋友的死亡和意外，接触娱乐节目，遭遇校园袭击等。教育部要求每位老师都能够正确地解答学生的相关问题，及时安抚他们的情绪，并且配合专业心理学家让孩子在重创后恢复正常生活和学习。
英国
死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
在2013年，英国已经有550所幼儿园开始死亡教育，而且专家和家长普遍认为，这样的教育，对帮助孩子们理解悲痛和失亲的现实，很有好处。在英格兰东南部伯克郡的兰布鲁克幼儿园里，老师很柔和地讲道：一头大象意外地死了，它的同伴们悲伤地围在它的周围，长时间不忍离去。听故事的孩子们只有三岁，但是他们对这个情节表示了充分的理解，稚嫩的小脸上全是严肃和哀悼。
从英国社会调查中可以看到，每年有24000多个孩子失去至少一位父母，每29个孩子中就会有一个要忍受失去家长或兄弟姐妹的痛苦，还有很多的孩子要面对亲近好友的死亡以及宠物的离去。所以教育界认为，尽早地让孩子接受教育，理解死亡的存在，做好离别的心理准备，对他们成长有益无害。
对于这样的做法，有些英国家长也表示担心。但是英国儿童失亲康复协会的主任安娜·查麦兹指出：“很多孩子表示过，当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去世，他们心中的孤独感难以表达。如果这时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不能很好地帮助他们面对现实，那么他们日后的生活和学习都将被笼罩在阴影之下。”
英国的老师们通常用动物的故事，或是家养宠物的故事作为引导的线索。他们在讲述前，都做好了孩子们会情绪失控的准备。不过，让老师们吃惊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幼小的孩子都能够保持适度的平静，并不会大哭，或是表示受到特别的惊吓，而且积极参加讨论。
日本
与人生教育联系在一起
在亚洲国家里，日本的死亡教育开始的时间大致与美国相同，而且也注重该课程在小学阶段的开设。在日本，死亡教育与人生教育联系在一起，课程从生命的起始、成长到结束，也包括教导儿童正确面对失亲的痛楚。在这样的课程里，日本的老师们主要是以积极的精神，教导学生要有健康和乐观的人生观，把握现在，不惧怕疾病和死亡，在人生道路的艰难时刻要避免自绝行为。
除了接受美国的观点以外，日本也与其他国家的教育接轨。日本死亡教育协会名誉主席阿尔弗斯·迪肯把从生到死的过程，称为是一个完整的人生，主张一个人应该“过一个好生活，有一份好幽默，接受一个好死亡”。
日本这项教育的结果，可以从2011年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和海啸事件中看到成效。虽然日本原来就有的理论认为，抗拒死亡是不符合自然的，但是在突发灾难面前，他们的镇静态度和自救互救的行为，还是令人感动。近年来，日本出版界以死亡为主题的作品日渐增多，其中有部分是针对孩子的，比如《对孩子来说什么是死》等。
德国
不回避人生和社会阴暗面
有人说教育孩子应该尽可能地展示一个真善美的世界，然而，德国的家长与老师们却另辟蹊径，让孩子们直面人生和社会的阴暗面。
据报道，德国柏林的一所小学竟邀请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课堂上讲述人死时会发生的事情。讲完后，孩子们轮流扮演角色，模拟诸如父母因车祸身亡时如何应对。该校老师称，通过这样的课程孩子们体验了突然成为孤儿的感觉，这有助于他们体验遭遇不幸时的复杂心情以及怎样控制情绪。像这样的挫折模拟情景和角色扮演在德国的学校中十分常见。
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青少年到法庭参观，并旁听审讯现场。此举意在不刻意保持学生们心灵的“纯洁”，不回避让学生了解社会的丑恶现象。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会与社会隔离，也会对社会产生深入了解，以防一旦接触社会，看到某些阴暗面后感到茫然若失，无所适从。
德国人对孩子的教育不回避阴暗面也是教育改革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德国推出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使教材内容适应社会发展。现在的多种课本中，不仅有“阳光”的内容，还有涉及社会“阴暗面”如种族歧视、违法犯法等课题，其宗旨是引导学生思考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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