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改革的任何讯息，总能引来万众瞩目。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即将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一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二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高考。“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鲁昕说。

高考模式“一分为二”释放出怎样的改革信号？何种制度及配套设计能让技能型高考获得青睐？这将对教育本身及就业市场产生什么样的辐射作用？针对以上问题，23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

一问：高考模式为何要“一分为二”

技能型高考，其实并非新词。早在2012年，湖北省就率先实施以技能考核为重点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等院校的办法，力图在中职与高职、职教与普教之间搭建起沟通衔接的“立交桥”。而此次鲁昕的表态，更透露出面向普通高中生实行技能型高考的改革意向。

那么，高考模式为何要实现这样的“一分为二”？

在张亚群看来，这种分类考试办法更适合现代社会对人才选拔的要求，“过去是‘一张卷子考各类考生’，很难体现不同类型高校对人才选拔的特定要求，也使高考低分者不免有挫折和自卑的感觉”。不少专家也表示，在国际上普教与职教“分类考试”已是普遍做法。

不过，在习以为常的“职教是二等教育”“技能型人才低人一等”的观念面前，此次改革能否不再像由职教“扛大旗”的春季高考一样寂寞收场？

“这项改革举措的真正落实，需要加强四方面的配套工作。”张亚群表示，根深蒂固的“重学术轻应用”观念或将成为最大阻力，为此，“首先应提升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及选拔方式改革意义的认识，营造人才选拔的适宜环境；其次，要精心组织技能型高考，从命题、选拔标准到组织管理，必须严格要求，不能‘降一等’来考，缺乏应有的含金量；三要加强教育配套，充分重视高职及应用型本科建设，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四要解决好技能型人才的出路问题，这将提高人才选拔的吸引力。”

二问：能否倒逼教育改革

作为“牵一发动全身”的选拔环节，此次改革能否倒逼教育改革？

“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是一批地方本科院校，不再一味地争办研究型、学术型大学，而是该认真思索如何办出特色。对于一批坚持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高校，这种鼓励性政策则可以提升其办学自信。”洪成文表示，随着两种高考模式的深入推进，一些成绩中上游的学生可能会因为就业压力等因素主动选择技能型高考。

这样的预测也和未来改革不谋而合。据统计，中国普通高校共1200所左右，但仅在办学水平和质量上有分化，在办学功能上并没有明显区分，办学模式趋同。22日，鲁昕表示，教育部未来将推动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最近已成立联盟，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转型改革。

对于处于高考前端的基础教育，洪成文认为要适应这样的双轨选拔，必须变革已有的“重知识训练，轻实践训练”的教育模式，一些学校可能面临新问题，须同时提供两类教育。“还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学生分轨年龄的科学性，为什么是16岁，不是更早或更晚？二是学校是否有合适的师资、科学的评价体系去帮助学生规划，科学地选择好自己的发展轨道。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分轨考试的设计终将遇到麻烦，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也值得怀疑。”

三问：能否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题

除了对于教育本身的导引之外，此次改革更引人关注的是，技能型高考的推出能否培育更多的技能型人才，缓解当前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结构性失衡需要结构性调整。”丁大建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最大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招工难，但未来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技术工人，这要求大学生培养结构和高校专业结构都要调整，并改变“计划入口，市场出口”的模式，“如果技能型高考的实现能倒逼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解决这种结构性的不匹配，大学生就业难题或将得到缓解。”

同时，就业市场往往是考试招生的风向标，技能型人才在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表现也会反作用于其招考培养。丁大建指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讲，增加技能型高考吸引力，改变“技能型人才（较学术人才）低人一等”的固有观念，还必须迈过“两道槛”。

“第一，从学校角度而言，办学应更遵循市场规律，办出个性和特色，与产业发展对接，形成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如此培养出的人才才能真正被市场悦纳。第二，要变革报酬体系。职业化的社会需要科学的人才评价和合理的薪酬制度，要摆脱现有的等级化人才观，按照职业特征由市场配置薪酬。”丁大建说。（本报记者 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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