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3年，我国高等学校总数2917所，是高校扩招前1998年的3倍；在校学生数达到2468万人，为1998年的7.3倍；毛入学率达到34.5%，高考录取率超过75%，比1998年分别增长25个和41个百分点。中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我们不只是见证，而且亲自经历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对教育改革充满信心。当然，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我们还面临四个新的挑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马德秀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四个挑战，一是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从依靠“人口红利”转为创造“人才红利”，高等教育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使命。二是，当前，“上大学难”的矛盾逐步缓解，但又出现了“上好大学难”。2013年，915万名考生中只有10%可以上一本院校，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三是创新驱动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期望。到2020年，我国在装备制造、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500多万。而2013年高校毕业生离校时的初次就业率仅70%。大学培养的学生与经济社会脱节问题也比较突出，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美国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中81%可以立刻胜任工作，印度25%，而中国仅10%。这反映出我国创新人才培养还不适应转型发展的需求。

此外，是来自全球竞争。近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年增长保持在20%左右。2012年出国留学近40万人，为全球最大留学生输出国。高中生出国占当年留学生总数的22.6%，出国读中学的人数也大幅增长，呈现留学低龄化。“尽管出国学生不到在校生总数的1%，并且部分家长有一定盲目性，但这一数据也反映出，家长为从全球选择优质教育资源，宁可出高学费。留学投资使孩子的身份从在国内的单纯受教育者转变为教育消费者。”

如何跨过这“四道坎儿”？马德秀建议：首先，建议政府统筹协调发改、教育、财政、人社、科技等部门，聚焦高等学校投入体制、学费制度、奖助学金制度、社会捐赠、产学研合作、社会评价六个重大改革问题，找到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最大公约数，充分激发高等教育的活力。高校要用好办学自主权，同时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支持教育。其次，改革“一考定终身”的筛选机制，在高中和高等教育之间、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之间构建起教育“立交桥”。建议将“多元标准”、“分类设考”、“分类选拔”纳入高考的评价选拔体系。第三，建议深化高校教师薪酬体系改革，在改革高等学校投入体制的基础上，在若干高校试点年薪制。目前不合理、不规范的薪酬体系和评估体系导致一些教师忙于争项目，无法潜心从事教学工作，甚至出现学术腐败。第四，针对创新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脱节现象的问题，把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建议制定国家层面的《大学生实习法》或《实习条例》，保障大学生开展高质量的实习实践。高校要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高来华留学的规模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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