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毕生之力追索历史的真相，在历史的“碎片”中还原历史，用每一个对古老文明的最新发现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如此骄傲地一路走来。

第四辑整理报告即将面世，第五辑释读工作已经开始，接连为中华文明增添可靠注脚的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继续为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穿越历史的隧道，我们，究竟怎样延续中华古老的文明？

当地时间2013年8月2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古色古香的展板前，不同肤色的手指划过写满历史的竹简，和古老文明对话。透过一个个遒劲有力的楚文字，世界就这样，从公元2013年走进2300多年前的东方。

这是清华简，2500枚幸免于秦火的历史“碎片”。

当古埃及人用纸草记事、古巴比伦人以泥版为书时，我们的先民劈竹成篾，削薄打磨、火烤编连，将最鲜活的史实书于竹简，传遗后世。他们不会想到，在2300多年后的某一天，这突然翻开的古老典籍，成为破译文明图谱至关重要的密码。

历史的一声令下，开启了一群人不辍不怠的五年。1800多个日日夜夜，与“简”为伴，他们奋力找寻中华文明隐藏其中的每一点痕迹，也把自己写进了这段浩瀚的历史。

他们，是清华大学“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

为古史补白：“司马迁都没看过的典籍，读起来实在太激动！”

一切，要从那个神秘的开始说起。

2008年7月15日，溽暑难当。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国忠正准备放暑假，一个电话中止了他的行程：“留校待命，等候重要通知。”

搭飞机、坐专车，下午两点，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终于来了。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箱子被小心翼翼地抬进事前准备好的保护室，箱子打开，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定格。

几个圆柱状的塑料筒里盛放着用保鲜膜包裹的竹简，里面湿漉漉的，剩下零散的用新竹片衬着——2500枚来自遥远战国时代的竹简静静地躺在那里。

“震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早已在香港见过这批竹简，却依然用这两个字直白地描述心情，甚至在几个月后，“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这是司马迁都没有看过的典籍，读起来实在太激动！”

震动和惊喜绝不囿于清华园。2008年10月14日，11位国内文字、考古、历史学等方面的顶级专家齐聚清华，在细致观摩这批竹简后，惊叹“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堪与汉景帝末年的孔壁、西晋武帝咸宁五年的汲冢相媲美：“这批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专家们鉴定后，这批珍贵竹简发现的讯息被公之于众，人们依照惯例，称之为“清华简”。

接下来的5年，李学勤和他的团队以扎实的论证，让23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得以呈现，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具历史存在感的视角，不再囿于传世典籍的记载，一步就迈到了历史身边。

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先秦史研究的顶尖学者——被视为“见过全中国最多简牍”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李均明、赵桂芳夫妇来了，天天“长”在保护室里；著名古文字学家赵平安来了，退掉北师大的大房子，搬进了清华园局促的周转房，仅仅因为李学勤的一个电话。

还有国内著名楚文字研究专家李守奎和甲骨文研究专家沈建华。“怎样才能用最快速度参与到清华简研究工作中？”李守奎先做访问学者，再做清华教授，终于圆了“每天都能见到清华简”的心愿。沈建华则是离开了香港中文大学待遇优厚的教职，“过去我做梦，满脑子都是甲骨文。现在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清华简！”

这个以共同学术信仰凝聚的团队，组成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从2010年起，以“一年一辑整理报告”的速度，回馈历史的“馈赠”：

多篇《尚书》重见天日，“算清”了那笔1000多年来聚讼不休的“糊涂账”：力证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对于中国学术史、历史文献学等许多学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已整理出的《系年》简，记载了西周初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不少记载为传世文献所未有，或与传统看法不同。一个最让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通过《系年》的记载，终于揭开了秦人发源于东方却最终崛起于西北的这一秘密。另外还有多部历史著作目前尚未整理，众多历史真相正在被一一揭示。

《楚居》第一次从出土简帛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楚国的国君世系，尤其是简中所记载的楚国10多次迁都情景，使我们悟到了楚国一次次的发展历程，也为考古中的楚都探寻提供了契机。秦后便已亡佚的武王、周公等人的乐诗和周文王对其子武王的遗言也跃然简上。透过这些诗作，周初君臣们宴会的欢快情景得以再现；周文王对武王惇惇告诫的中道思想，也使我们有机会追溯儒家中庸思想的源头。

《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是类似《诗经》的雅、颂一类的诗歌，而《赤鸠之集汤之屋》则完整记载了一个充满巫术色彩的小说故事，看到这些珍秘的文学作品后，许多学者由衷感慨，先秦的文学史需要改写。

即将发表的《算表》则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而且还可以用于实际运算，为我们展示了先秦数学所达到的高度。尤其是学者们从这篇简文中释读出了先秦时期表达四分之一的专有名字“釮”，解决了先秦数学史上的一大疑难问题。

《筮法》则是清华简第四辑所收各篇中的又一个亮点，它详细记述占筮的原理和方法，为解决《易》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数字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契机。

……

为理想痴迷：“遇到清华简，我们怎么就这么幸运呢？”

复原历史，为了什么？

这是中国历代学者求索的命题。在被称为“历史的民族”的国度，中国人历来重视自己的历史，我们有汗牛充栋的历史载籍，有悠久丰富的史学传承。我们把历史看作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文化创造取之不竭的源泉。但，5000多年的历史，越往上追溯，越显得模糊，中华文化外来说的误解一度甚嚣尘上。

追索文明之源的使命，让这群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家拼尽心力。

清华园西北角，那座经历了世纪沧桑的图书馆老馆，如今是清华简保护库房所在地。拾阶而上，进得三楼，3台空调昼夜不歇的房间内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数十个盛满竹简的不锈钢托盘一字排开。

刘国忠的工作日记，记录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7月15日，竹简运抵清华。由于学校已经开始放假，便计划在暑假只进行基本维护……”“7月16日，竹简看上去与刚到时没有什么区别，一切正常。”“7月17日，在浸泡有竹简的4号器皿内，工作人员感觉到粘在竹简表面的一些白色粉状物面积似乎有所扩大，而且似乎变得更白；7号器皿内也有一些类似情况，但较轻微；个别器皿中还有一些异味。”

为了抗击极易损毁竹简的活体霉菌，李均明、赵桂芳、刘国忠带领年轻的博士生马楠，与化学系的老师们一起，几乎放弃一切休假，开始了整整三个月的抢救性清洗保护。“竹简在墓葬中泡了2000多年，就像开水中煮熟的面条，轻轻一碰就断裂。一些污物又在竹简表面形成一层坚硬的外壳，很难去除。有时一人一天只能清理一枚简。”说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李均明反倒一脸幸福，“越累，越兴奋。这不正好说明简是真的，有谁能造假造出几千年前的污垢？”

还有更繁琐的。“把所有清华简的原大照片一条条剪下编号，然后比对、归类、编排、缀合，最后把这些照片分成若干篇，每篇的前后顺序也要基本排定。”李守奎至今难忘和同仁们一起“用2500块碎片做拼图”的日子，“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泡在库房外的大工作室里。”

可文物库房的开放时间有着严格限制。“每天早上八点开门，七点半刚过，大家就开始在楼下转悠。均明和桂芳老师住得最远、到得最早，60多岁的人了，为了错开早高峰，每天4点就起床出门。门一开，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跑。要是谁拼上一片，准保大喊一声‘拼上啦！’，别提有多得意！”早已在学界成名的李守奎说起这些，手舞足蹈，“最可气的就是下午五点关门。谁都不愿意先走，使劲跟管理员赔笑脸，‘就剩一点了，就剩一点了，弄完就走’，直到把人都惹急了，才肯走。”

“我让他们去远一点的食堂吃饭，更可口。可他们就是不肯，舍不得耽误路上那点时间，老是在附近对付一口。”李学勤一脸心疼。

李均明带领学生贾连翔与美术学院的老师一起，承担了清华简全部的照相工作。最初，竹简上留下的水珠使拍出来的照片有无数反光点，根本无法看清竹简上的文字。怎么办？经过上千次实验，他们发明了“饱水拍摄法”：在每片竹简上，用最精巧的喷雾水壶先喷上一层薄薄的水雾，然后在水里再进行照相，这样照出来的照片极为清晰，简上的文字一目了然。这一发明已在简帛界得到广泛应用。

苦吗？累吗？枯燥吗？

“当然不！”沈建华答得斩钉截铁，“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每个发现又有可能改变已经定论的历史。遇到清华简，简直是上天的恩赐，我们怎么这么幸运？”

艰苦备尝却不知苦为何物，探索文明脉络的征程上，这些一生痴迷读简爱简的学者留下了最美的剪影。

为学术立范：用治学三境界释读历史的功用

古史，究竟应该怎样重建？

李学勤总爱讲起上世纪20年代兴起，并持续到抗战的一场“古史辨”大讨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责了‘疑古之过’。”也是在这场讨论中，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先声。

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如今，从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利用出土文献成为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王国维说他的时代是‘发现的时代’，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大发现的时代’。”李学勤总是感恩，自己是被历史厚待的学人。

“和其他学科相比，像清华简这样的出土文献研究有什么不一样？”记者问。

李守奎沉吟半晌，抛出两句话：“研究对象可遇不可求，研究方法既讲求科学证据，又得有人文理解。”片刻，又补上几句，“说白了，就是更寂寞，来不得一字虚空。进这一行，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

这和赵平安口中的“有些事注定不热闹”不谋而合，“这需要极强的沉潜功夫，做学问首先要‘坐得住，不计较’。”

而以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追索文明根系的功用究竟该如何体现？

“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说起20世纪80年代的一件往事，李学勤至今感慨万千，“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讲课，看到一个布告栏上贴着很多大字报，讨论的就是历史有用没用的问题。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历史无用论，一定是物质的‘用’，生产的‘用’吗？可是人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更重要的还有精神。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历史的重要性！历史，关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确实是“不世出”。王国维曾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这一次，李学勤说：“就清华简的性质、年代、数量而言，堪称第三次。”

李学勤如此解释清华简的价值：“既有《尚书》这样的经类著作，也有《系年》一样的史书著作。同样重要的是，楚国不是当时文明的中心，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还存有这样的古书经典，它涉及的知识又是这样高深，并且看起来它的存在还相当普遍，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充分说明我们的古代文明是多么发达。”

李学勤说：“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清华简的意义，我想也在于此。”

对历史强烈的敬畏，“水磨工夫做文章”的专注，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发挥到了极致。日久经年的伏案，几乎让每个人的职业病都比原来更重了些。

刚到清华，沈建华就赶着又去配了副眼镜。一查，没一个月，竟然从400度到了700度。“几乎天天盯着泡在水里的竹简看，再加上灯光反射，眼睛怎么能舒服。”她摆摆手，丝毫不以为意，“我原来还不近视呢，30年前跟着李先生释读马王堆帛书时，也是没一个月就涨到400度。干我们这一行的，很多最后都瞎了，可就是架不住喜欢，有点儿‘飞蛾扑火’的感觉。再往深里想，几千年前我们的文明就达到这样的高度，后人如果不能挖掘出这段历史，是时代的失责。”

李守奎的肩周炎也是这两年得的，“每天趴在桌上看简、读简，肯定舒服不了。”可身体上的痛楚，他们从未放到心上。“坐得住不难，难的是每一天都在接触未知，任何一个人的储备量都难以企及。几乎每一刻都得边学边做。”治学“孜孜以求”的第二重境界，在清华简的研究中，也呼之欲出。

“实在太广博。经常有一篇拿出来，一段文句，一个字也不认识，像是古人随便撒了一把字模，又随便拢了拢，拢到了简上。”“很多字根本看不懂，看懂一个都高兴得不得了。”李学勤时常感叹“清华简比原来想象的更丰富”，“即将公布的第四辑，有一篇文献是有关数学史的，我们发现了最早的算表，这就超出了很多人的研究领域”。而在研究中，类似于这样的认识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几乎每一个人在已经“扬名立万”的年纪，仍要“多做一些功课”。

更多的时候，反复追寻、研究，以至无数次推倒重来。清华老馆二楼的那间大会议室，盛满了对历史真相无限接近、再接近的探求。而这种“兼收并蓄”的第三重境界，在李学勤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的字，我们读了很久，都没有读出来。直到有一天，李先生特别高兴地跟大家说，他觉得应该这样读，还写了文章来论证。后来在吃饭时，我无意中表示了些许疑虑，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你猜先生怎么做的？”说起这段往事，李守奎依然感慨良多：“先生说，‘有疑虑，就把我这篇释读从报告里撤下来。学问，来不得半点偏差’。”

“科学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有强烈的兴趣支撑。做学问不能有功利心，否则永远都体会不到那种发现后的喜悦。”李学勤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做的？在这条注定寂静一生的道路上，这样的叮嘱始终萦绕在团队每一个人的耳边、心间。

为文明担纲：“不能慢啊，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很难给李学勤的身份下个准确定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还是文献学家？似乎是“十项全能”。可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只有一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者。

实在是不想让已到耄耋之年的李学勤太过操劳，也心疼这些为清华简而来的人才，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总是反复叮嘱：“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

但是，李学勤的脚步丝毫慢不下来。他急的是，能在自己精力更旺盛的时候，用扎实可靠的报告，给逝去的历史、现在的同仁和后辈的学者一个交代。因为按照现有的速度，清华简的整理工作至少需要15年，所以他总是希望，“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

李学勤说，“我们必须充当好‘历史关键的链环’”。“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会愈发渴求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又将怎样走向何处。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就像是若干碎片，发现得越多，复原的可能性就越大。清华简选择了我们，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工作成果，最主要的不是我们写什么论文，而是整理报告；写整理报告目的不是给出什么结论，而是提供研究的基础。”李学勤反复强调材料乃天下所共企，“清华简是属于所有人的。”

他看重的，还有茁壮成长起来的古史研究新生代。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多源于新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通过清华简这个新发现涌现出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培养出更多致力于出土文献研究的年轻学者。”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来自历史，同样来自现实。

“前两天我跟法国高等师院专门研究术数的汉学家马克吃饭，还没坐下，他就着急打听，新一辑整理报告什么时候出来。”一句“为了这一辑，我们已经等了四年”，让沈建华和整个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心中腾起更足的干劲，“美国、日本专门开了学习班，攻读清华简；芝加哥大学正准备把第二辑译成英文……”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90年前，《华盖集》开篇，鲁迅先生这样说。

斗转星移。如今，这个时代的重担落在了李学勤和他的同仁们的身上，“爱国需要读史，一个国家想真正崛起、想站起来，就必须要正视他的历史。”李学勤说。

让历史告诉未来，自信的中华文明正用扶疏的枝叶向世界展现旺盛生命力。

又一个清晨。李学勤和他的团队再次坐在那张熟悉的长几前。第四辑将要呈现在世人面前，先人们的智慧杰作又多了些可供探究的发现。同时，第五辑的释读工作已悄然开启。依旧是满满的日程，依旧是谦逊的态度，曾经留白的历史在他们手中重现，但他们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也仅仅做了一点基础性的工作。”

当历史清晰重现的时候，写进历史的，还有中国学人对待历史、对待学问、对待真理的态度和为之付出的努力。(记者 丰捷 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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